曹安路


曹安路

这条路,一头连着上海最大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另一头连着上海的西大门——安亭,所以叫曹安路,是这座城市最长的路之一。时过境迁,几番改建,如今它不再通往曹杨新村,曹安路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母亲的嫁妆是从这条路送走的。那是1981年的秋天,当时母亲还在安徽一家县级医院当医生。外公外婆执意要她先回上海,从上海的家中出嫁。外公说,嫁的是上海姑娘,不是安徽姑娘。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卡车披红挂彩,装得满满当当:樟木箱、梳妆台、衣橱、骆驼绒毛毯、红绸绿绸被子、描着“喜”的痰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外公外婆几乎倾其所有。他们要女儿嫁得风光,以后不受欺负。

卡车沿着曹安路一路开到安亭,过了江苏省界,停在一条小河边。父亲带了四五条船来迎接,如同梁山好汉。彼时,那个叫陆家的小镇,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父亲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别着塑料花,喜气洋洋,大声指挥着接亲的队伍。婚礼在小镇引发了小小的轰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娶回了上海新娘。镇上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赶来瞧热闹,磨尖了眼,看看上海新娘子都有些啥嫁妆。

父亲母亲此前并没有见过面,只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父亲的主要原因。母亲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她插队的淮北农村,保送复旦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最后一刻被让给了别人,而她只能上一所当地的卫生学校。公社领导劝她“服从组织安排”,母亲哭红了眼睛,答应了。不答应又能怎样。几年后恢复高考,母亲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峻的外公流泪了。

在送亲的队伍里,唯一见过父亲的是我的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查”过。他倒了两趟车到安亭,父亲划着船来迎接。两人接上头,小船穿过芦苇丛,滑向爷爷家的小院。一顿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父亲安排拖拉机送舅舅去县城火车站,又给他买了回上海的软座车票。在打给安徽的电话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高兴,父亲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酒酿、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上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走到小镇北边的汽车站,等待过路开往安亭的班车,四十分钟一班,很挤,车厢里弥漫着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换一部叫作“北安线”的公交,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黄渡、封浜、江桥、真如……这些熟悉的地名一闪而过。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我就晓得,到上海了。之前的道路仿佛都不能算是上海。

90年的某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看到的消息,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武宁路上开了家肯德基。后来知道,这是上海第二家肯德基(第一家在外滩和平饭店)。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哪知道什么“啃的鸡”,只晓得爸妈要带我去吃外国鸡了。

我们下了北安线,走不多远就到了。我依然记得那人潮汹涌的景象,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母亲撇撇嘴说,像不要钞票的一样。

我们点了个套餐,二十块不到,里面有两块鸡(现在想想就是吮指原味鸡吧)、半根玉米、一份色拉、一份土豆泥、一包薯条、一个小圆面包。当时爸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多。他们撕了一点鸡肉,两块鸡就都归我了。我狼吞虎咽地啃完,真香啊,好像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父亲老实惠地讲了一句:“下次只买鸡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家里都可以做的。就吃鸡,吃鸡最划算!”一直到了外婆家,我还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中,见人就嚷嚷:“今朝吃过肯德基了!”

后来,每次路过这家店,我都盼着父母再带我吃一次,只买鸡肉,不要土豆泥和色拉。我拉着母亲的手叫:“妈妈快看,肯德基!”她望向别处:“哦哦,吃过的呀。”就这样把我敷衍过去了。

每年的春节都在上海过,这是母亲嫁给父亲时提的条件。过完年要回去了,照例又是大包小包,凯司令的水果蛋糕、三阳盛的芝麻核桃粉、王家沙的糕团,还有整包的大白兔奶糖,都是在小镇买不到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边唉声叹气,没劲啊没劲,年过完了。外婆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哭彻乌拉(哭哭啼啼)做啥,又不是回安徽插队落户,哪天想家了再来嘛。骂着骂着,自己流下泪来。

有一天我得知,流过小镇的这条吴淞江,原来就是苏州河上游,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和上海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在这一头,外公外婆在那一头。我在上游打水仗,他们在下游倒马桶。

小镇上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上海人,都是知青,差不多年纪,多少有点文化,来自云南、贵州、安徽、黑龙江等“广阔天地”。因为政策的原因回不了上海,于是想尽办法,要么调动工作,要么找个小镇上的人结婚,最终殊途同归,落脚在这个上海边上的小镇。当然,也带来了我的小伙伴们。

对于小镇上的知青子女,曹安路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回上海的路就这么一条。我犹豫着该写“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们都坐北安线,都在一个叫陆家宅的地方下车,然后各自换公交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因为小伙伴里有一个姓车的,大人们喜欢开玩笑叫我们“车匪路霸”。车匪的爷爷家在浦东。每次他从陆家镇出发,到陆家宅换车,再穿过浦西前往陆家嘴,单程六个小时。有时我气愤地想,肯定是“车匪路霸”这个名字叫坏了,导致我们整个童年都在无休止地赶路坐车。

在镇上的小学和中学,每个年级都有一两个“上海来的老师”。确切地说,不是上海来的,而是想回上海去,回么回不去。他们用普通话讲课,用上海话骂人。镇上的小孩子,我的林弟、金花、乡妹同学们,个个会说两句“侬哪能噶戆额啦”(你怎么这么笨)、“侬只黄鱼脑子”(你这黄鱼脑子),都是老师上课骂人的话。我跟车匪认真地讨论过,为什么骂人笨要骂“黄鱼脑子”,而不是鲫鱼脑子或者胖头鱼脑子。

小镇素来富庶,据说三年自然灾害都没饿死人,正值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蓬勃发展,小镇居民更多了份底气。家长们下班后忙着吃老酒打麻将,小孩的读书便听天由命,读得好就读,读不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去镇上几家中日合资制衣厂上班,工资不比当老师低。

只有那些上海知青们,自己回不了上海,便一心一意地指望子女回去,而且得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政策,靠自己,争一口气。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手段简单粗暴。知青家的男孩,三天两头因为读书问题吃生活(挨打)。澡堂里,我和车匪嘲笑着彼此身上的乌青,“竹笋烤肉好吃伐?”“别提了,这回是男女混合双打。”礼拜六礼拜天,当街上的林弟和村里的乡妹四处游荡之际,我们被关在家里写作文、做奥数、读英语。特别是英语,让父母们忧心忡忡。他们交流着内心的焦虑:上海的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英文课了,这乡下地方得等到初一。真是愁死人。

知青家的小孩从小会讲三种语言: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本地话,回家说上海话。父母细心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以后回去让人当阿乡”。有一次,车匪在家吃饭时漏了句本地话,他爹放下筷子,隔着饭桌就是一记耳光。

叫你不记得自己是上海人。

车匪的伯伯,早年在华亭路倒卖牛仔裤,是上海第一批“万元户”。他出手阔绰,压岁钱一给就是一千。车匪不声不响抽掉两张,剩下八百上交爸妈。两张钞票叠成小块,塞在鞋垫底下,像情报一样带回了小镇。

那是个两分钱一粒玻璃弹子、一毛五分一根橘子棒冰、五毛一盒划炮的年代,两百块无疑是一笔巨款。我俩甚至不知道怎样去破开这两张折痕累累、气味浓烈的大钞。买东西无疑是件可疑的事情,爸妈再缺心眼也不会让孩子拿着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上街,何况镇上的大人们好像都认识,简直处处是眼线。我俩商量了半天,最后坐车去了邻近的小镇(花桥,今天的11号线终点),咕咚咕咚喝光了两瓶正广和汽水。喝得太急,不停地打嗝。车匪擦擦嘴,露出满足的笑容,再要两瓶吧?

从此每天放学,车匪飞一般奔出校门,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像个快乐的狗腿子。学校附近有个废弃的工地,翻过一堵矮墙,一堆水泥管里藏着车匪的秘密。车匪叫我背转过身,然后从其中某一根里掏出两块钱。我俩跑去街机房买七个铜板(三毛一个),车匪四个,我三个。街头霸王、三国、合金弹头……玩上一个小时,赶紧跑回家,再晚就得挨打了。

印象中,两百块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概念,我算过,足够打上三个月的街机。一个傍晚,我俩又来到工地,眼前一块空旷,水泥管一夜间被搬得干干净净。车匪呆在那里,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我也跟着哭。这真是无比忧伤的一天。

初二时,车匪转学了,他伯伯帮他联系了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学。一个月后,班上每个同学都收到了车匪的信。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新学校怎么厉害,怎么受欢迎,并督促大家回信,说不许忘了他。只有我知道,车匪的信是写给黄潇潇的。他暗恋了黄潇潇三年,一直到离开都没勇气开口。于是他写了五十四封信,拉上所有人做幌子,只为一个人的回信。

中考后,又有几个小伙伴回到了上海,剩下的把希望寄托在高考。那几年,在县城最好的高中,年级前十名里,总有两三个知青家小孩,他们的目标是复旦交大。虽然作为同一级别的高校,本省的南京大学分数要低得多。他们没有选择,考回上海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为了提高一本率,校长在填志愿前动员大家“避开一线城市”,“天女散花”。本地的孩子老实,年年都有不少去了佳木斯石河子。知青们恨恨地骂,校长不是东西,仍坚持要求孩子填上海的学校。到了放榜的时候,照例有十几个南大和三四个复旦交大。这些考上复旦交大的,基本都是知青家的孩子,是父辈们口口相传的骄傲。天女散花?去他妈的!

我如愿考回了上海,母亲还在小镇的医院上班。外婆年事已高,外公身体不太好,每个周末,母亲还得奔波在曹安路上。周五晚上来,周一早晨走。四点不到就起床,赶头班车,八点前必须到医院。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执意要送她。走出家门,寒风刺骨,街道黑暗冷清。穿过小马路,一盏昏暗的路灯下,头班车在终点站静静地停着。母亲上车了,是唯一的乘客。她隔着车窗做手势,催我赶紧回家。我摇摇头,一直看着她,看她的眼里怎样溢出泪水,又怎样把脸深埋在掌中。车开了,一阵轰鸣,载着母亲消失在街角。

我也依旧往返于小镇和上海,只是次数渐渐地少了。从“北安线”到“陆安线”,到“6号旅游专线”,再到地铁11号线。最初四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不到两小时。窗外始终是巨大的施工现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农田大片大片地抛荒,然后楼盘像野草一样疯长。

小镇也变了模样,昔日的国二厂(国营第二粮厂)旧址建起了均价7000的楼盘,“水产大队”成了高档别墅区,南圩、邵村、夏驾桥……这些地名一个接一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厂房、热闹的卖场、大规模的物流中心。小镇甚至划出一大块农田,铲去庄稼,植上草坪,建了一个巨大的“生态公园”。大地擦掉了那些名字,像抹去曾经的记忆。

“上海来的老师”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又几乎同时消失在校园中。学校招来大批东北老师。孩子们讲着东北风味的英语,没人听得懂上海话。

退休后的知青们陆续回到了上海,要么跟父母挤在老房子里,要么用毕生积蓄为子女承担首付,自己占一个小小的房间。他们说,这叫叶落归根。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地方,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个陌生人。买菜、看病、出行……一切都得重新适应。身体大不如前,身边没什么朋友,城市的高速发展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儿时记忆中的上海,注定是回不去了。他们偶尔聚会,念叨着从前的日子,“还是小地方舒服”。只有几个知青留在了小镇,他们自嘲,“乡下人当惯了”。而像我父母这样的,知青与本地人结合的家庭,要么两地分居,要么两处奔波。

昔日小镇的同学们,四分之一在县城当公务员,四分之一在外企,四分之一做生意,还有四分之一在家呆着,收收房租,打打麻将,日子过得滋润惬意。仿佛一夜间,小镇涌来无数年轻的打工者,老街上放着《小苹果》,震耳欲聋。老人们上街买东西,都得学着说一点费劲的普通话。他们佝偻着背,嘟嘟囔囔,拐进等待拆迁的老屋。

又一次初中同学聚会,席间觥筹交错,交换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谁的工厂接了一笔大单,谁家的地被征用了,谁吃了官司,谁找了个有钱的老头,谁离了第二次婚。当年一位内向拘谨的女同学,嫁了阳澄湖蟹农的儿子,摇身成了蟹舫的老板娘。她端着红酒杯,熟练地向老同学们敬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转身又给自己斟满。这一杯是敬我的,班长,下次聚会来我家船上办吧,我做东。

黄潇潇向我打听车匪的消息。我说不清楚,很久没见了。人这么小,而上海这么大。童年的玩伴就像童年的玩具,等想起来的时候,早就找不着了。

当晚得赶回上海。黄潇潇开车送我去安亭,这是我和车匪破开百元大钞痛饮的地方,二十年前。这个温柔腼腆的少年,默默地喜欢,默默地告别,然后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那该是多寂寞。把心事抄上五十四遍,却不过是“你好吗”,“不要忘了我”。

坐在末班的11号线上,车厢空空荡荡,像喝干的汽水瓶。我是瓶底的一粒砂。

套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听一个男人嘶吼: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

至少十首歌,给我安慰

我对自己说,不要矫情,不要矫情。泪水无声地滑过我的脸。

我认出了窗外的曹安路,灯火通明,像老情人的晚妆。

 

路明,大学教师,「一个」App常驻作者。@后排的路明


作者/路明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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