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12天


重症监护室12天

1
父亲发病那一天,是个冬天的周末。

彼时我正对着电脑看着一部热播偶像剧嘿嘿傻笑,心情正愉悦得不得了,妹妹的电话打了进来。

“姐,爸中风了,正在送去医院急救,你快回来。”她带着哭腔。

我怔住,冷汗唰的就流了下来,只感到整个人被瞬间扔进了一个没顶深潭中。手哆嗦了一下,眼前哈哈大笑的页面关闭成了一片黑暗。

我说:“好,我马上就回,别怕。”
放下电话,我对自己重复着:冷静,冷静。不能慌乱,要按部就班地来。先迅速地上网订好最近一班的机票,然后找出几件常用的衣服,必须要轻便。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在医院里可能要长住了。

一边收拾,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飘开各种纷乱思绪。父亲的血压一贯是个老大难问题,脾气急,又不听人劝,爱抽烟喝酒。爷爷与他情况相近,也是重症脑血栓患者,在床上瘫了十几年。所以我很早就未雨绸缪,给他买蜂胶及各种补品,嘱咐他多运动。说实话想过这一天会来,却没想到这么早。父亲今年才59岁,尚未满60岁,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我把衣服一件件从衣架上摘下来,扔进箱子里,没有叠,眼看着一团团的布料皱在一起,脑子里却像生了锈的轴承,死活想不通自己该做什么。后来回了老家才发现,我带回来的衣服有一大半都是夏天的。

我用力地扣上箱子盖,却怎么都按不上箱锁。左找右找急出一身大汗,才发现是一片衣服角夹在了边缘中。我恶狠狠地把那件衣服扯出来,使劲扔远,然后一屁股坐在箱子上,用力一合,终于成功了。

我颤悠悠地把箱子拎起来,扶着它,站稳了。忽然就毫无预兆地涌上一阵巨大的心酸,手抖得不行,眼泪一古脑涌到眼眶里,特别想放声大哭一场。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能哭,还没到哭的时候。车在楼下等着,要出发了。

被世界拖进变故和伤害里的人,来不及哭。

我快步地行走在机场的人群中,擦肩而过许多面孔,有人在笑,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打闹,都化成了模糊的幻觉,他们的声音被无限倍地放大,在耳畔嗡嗡作响。

人生中什么样的时刻会最觉痛苦?也许就是这样的时刻。看上去每一个人都比你幸福,你羡慕万分,甚至产生了疯狂嫉妒的情绪。你恨不得变身成他们,随便哪一个都好,只要不做自己,就会从这个焦虑的噩梦中醒来。

我终究没有醒来。

再睁开眼的时候,飞机已经抵达了沈阳机场。

2
冲到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母亲迎上来,抓住我的袖子,嘴唇颤抖了几下,只会反复一句话:太好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然后眼泪就滚滚而落。

我抱住她,说妈你别怕,我在呢。妹妹也跑过来,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
她们两个在哭,我身体在哆嗦,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身体越过神经强制命令了泪腺,脱离了情绪的摆布。我这个泪点极低,在临回前抱着箱子都差点号啕的脆弱家伙,不但在这一刻没有哭,甚至此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每一天,都不曾哭出过一声。

我们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绿色的大门在面前关闭着,我没有见到父亲,问母亲,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她下班时发现父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人已经昏迷。送到医院时,医生紧急抢救后说是突发脑血栓,直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绿色的门忽然打开了,等在外面的家属一窝蜂拥了过去。护士叫着:“97床!97家属!”
远处跑来两个女人,气喘吁吁地说:“我们是家属!病人怎么了?”
护士拿出个空饭盆:“白天你买的车厘子都吃光了,他现在提出要吃香蕉!”
年龄稍大的女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那可是三斤车厘子,全吃了?”
“对。”护士有点不耐烦,“你们到底有没有香蕉?有就快点送进去。”
“买!我们这就去买!”年迈女人一连声地答应着。
另一个年轻点的女人站在旁边,表情无奈,嘟嘟囔囔。
“俺爹得病都这么有个性,别家病人都是栓在头部,他栓在腿部,也不肯出来,一点儿都不耽误吃,这几天光水果钱就花了好几百。”
“啪!”年迈女人狠狠给了她一下子:“少废话!你爹能吃就是福!没看别人家都羡慕咱家吗?还不赶紧去买?”

年轻女人不敢吱声,赶紧快步走开了。

眼看护士就要关门,我赶紧跑上去。
“护士!护士!我是131床的家属,我爸他怎么样?”
“没事。”她随口答了一句,把门在眼前重重关上了。

我沮丧地走回来,坐在母亲旁边,这才发现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四周就被许多的床和铺盖给占满了。我有些惊讶地看着那些人拖出巨大的气垫子,或者把一块厚厚的窗帘布铺在地上,也有墨绿色的行军床——那几乎是高端装备了。

我说:“妈,我们睡哪儿?”
母亲抬头四顾,茫然地吐出两个字:“随便。”
我站起身来打量,看到不远处一个小男孩正在分发名片,心里一动,招招手,他颠颠地跑过来,很伶俐:“姐姐你要什么?我这里有矿泉水、气垫床,还有被子。”
“气垫床多少钱?”
“50块,姐姐你要的话,40拿去。”
“那拿两张吧。”
“好嘞!”他很高兴,跑出去不多时,抱进来两个盒子和一个打气筒。
“我帮您充好气,没问题了我再走。”

3
周围的人已经躺倒了,有些很快进入了梦乡,打着鼾,还有一些就像此刻我的母亲一样,呆呆地坐在床边,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我跟小男孩蹲在角落里,给气垫床慢慢充气。

为了缓解心里那点沉甸甸的压力,我主动跟他攀谈起来。
“你多大了?”
“14岁。”
“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爸妈呢?”
“我爸死了,就死在这间监护室。”他答得直白,毫无掩饰。“我妈跟人跑了。”
“那你靠什么生活?”我有些吃惊,看他衣着虽然陈旧却很整洁,面色红润健康,不像是过得不好的样子。

“靠自己呗。”他语气轻松,给我简单讲了讲他的故事。他们一家本来住在附近的乡村,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也可勉强维持。谁知前年他父亲犯了病昏倒在地里,连夜送往医院。该着倒霉,本来他父亲只是脑血栓且情况不算严重,结果送去医院的路上天降大雨,救护车出了车祸,父亲又被撞成了脑出血。在监护室里躺了一个多月,终究还是回天乏术。他母亲心狠,看着欠了医院一大笔医药费,父亲入土第二天就偷偷地跟个男人跑了,留下他一个人面对医院的债务。

男孩却是机灵,早在等待父亲那一个月他就留意到有许多病人家属因为热水供应不够,常常没水喝。他大胆地去五爱市场上了几箱矿泉水,没想到刚在门口吆喝几句,一会儿就卖光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赚了几百块。母亲走后,他四处求告无门,就索性蹲在这门口当起了小商贩,不但卖水、卖气垫床、卖被子,还帮人介绍陪护。好在医生护士都看他可怜,也没人撵他。存的钱尽数还了医院的账单,由于欠得太多,还要继续还下去。

“将来想怎样?”我问他。
“把医院的钱还完,然后攒够学费,回去上学。就是怕年纪大了,学校不要我。”
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与年纪相符的孩子式的羞赧。

我给了他一百块,没要找零。他高兴地帮我铺好床,我招呼母亲过来躺下。大厅里的灯不知被谁关了。黑暗中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像是叹息,又像是强自压抑的哭泣。这第一个夜晚,我对母亲说:睡吧,妈,晚安。

4
第二天沈阳下起了大雪,飘飘洒洒,窗外变成了一片茫茫的白。
父亲仍然躺在那扇绿色大门内,没有任何消息。

我买来了早点,两个人都吃不进去,旁边一位老人劝说:“你们娘儿俩得吃点东西,不然,熬不下来,身体反倒垮了。”母亲这才勉强吃了小半碗的馄饨。

我打量那位老人,满头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她表情平静,也不见太多伤心,坐在冰冷的长椅上,腰背总是直直的,身边却没一个人陪伴。我有心问她几句,却已有母亲的朋友从远处走过来,高声打着招呼,显然是来探病的。

一上午,陆续有几拨得知消息的朋友来看望。起初母亲见了谁都忍不住流泪,絮絮叨叨把发病经过讲述一遍,等到中午我给她买回盒饭时,她已经不再哭了,只是不停地点头答谢。大多数朋友把钞票像填鸭一样塞进她的口袋,说着安慰的话,分辨不出脸上是难过还是别的什么。

这样的麻木却也有它的好处,母亲中午把一整盒饭吃掉了大半,胃口好了许多。

下午两点是每日一次的探病时间,家属们早早就簇拥在门口,绿色大门终于打开,护士只说了两个字:“进吧。”人们便疯狂地涌进去,当然不会忘记从旁边的桌上抓起几只一次性鞋套——脚上不干净,护士可是随时撵人的。一时间单脚跳的,双脚蹦的,互相碰撞的,极其热闹。

我们急匆匆进了门,终于寻到了父亲的号床。探望室并不能近距离接触,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窗。父亲躺在床上,眼睛是睁着的,显然已经有了轻微的意识,却依然无法说话。

妹妹一见这场面就哭了起来,母亲也哽咽着,对着通话的麦克风不停地叫着父亲的名字。我扒住玻璃窗,看着那张白色病床上的高大身体,他的嘴一张一翕,目光投向天花板,苍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内容。

我忽然想起父亲发病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通电话,我跟他说新书卖得不错,他特别高兴,却有些遗憾地说他本想一口气看完,但因为老花眼,费力看了一下午,书上的字已经彻底模糊了;又跟我保证明天休息好了一定把另一半看完,到时候跟我好好聊聊读后感。

我闭上眼睛,让额头顶住冰凉的玻璃,心里似有什么东西在痛苦灼烧。尽管残酷,我还是忍不住向最坏的方向去想:也许终父亲一生,再也读不完那后半本书了。

5
我们就这样在绿色大门前等待了下去。

护士说:现在是观察期,如果情况不妙,紧急手术也是有可能的,必须有家属在门口随时待命,保证有人可以签手术同意书。

这是多么煎熬的等待。每个人都盼着那扇门打开,出来的是已经好转的消息;又多么害怕那扇门的打开,怕下一秒就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

无论结果如何,每个人都像一个无辜的罪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伸着脖子,竖着耳朵,忐忑又恐惧地期待着命运最终的宣判。最痛苦的是,开庭总是短暂的,等待却是不知终点。

深夜在气垫床上醒来,我能清晰地在寂静中听到磨牙声、呼噜声和梦话声,甚至还有哀哀的微弱哭声。我不知道他们是醒着还是睡着,如同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真实之中,或是在缥缈梦境之中。

第五天下午,一个新来的男病人被送进了监护室,这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随他而来的女人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女人外面裹着大衣,下面却还穿着睡裤,头发蓬乱,眼睛通红。

护士让她去交费,她呜呜地哭:“我没钱,我没钱,我只有两百块。”
护士也被她搞得无奈了:“那你去找亲戚朋友借钱吧。”
她嘴唇哆嗦着,想了好一会儿,才迟疑地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喂?你在哪?老张犯病了,在XX医院,你快来吧。”

不多时,电梯门打开,一个高挑的女人冲了出来,拉个人就急急地高声问:“刚才跟病人一起来的那个女的呢?”

我们以为是来送钱的亲戚,就指给她看。谁知她三步并作两步窜过去,一把抓住那女人的头发,死命往地上按,疯狂地用脚踢她的肚子,下手又狠又快。被打的女人嗷嗷大叫,整个人都被拖倒,流了一地的鼻血和眼泪。

所有人都惊呆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赶忙上去拉架。
好不容易分开两人,才发现高个女人居然也哭了,流了一脸的泪,指着那被打的女人破口大骂。

“我知道他跟你好!我怀着孕他还天天往外跑!我以为管住他的钱就能管住他的人!没想到你他妈还是真爱啊!不给钱让他搞!现在好了!搞死了!我看看你们还怎么个真爱法!”

她哭着哭着又过去撕那女人的衣服,歇斯底里,旁人拉都拉不住。

“你拿点钱吧,拿点钱救救他!”被打的女人含糊不清地说着,任凭高个女人推搡。我们和一旁拿着收费单的护士都看傻了。

“没有钱。”高个女人打累了,松开她,脸上哭得黑一道白一道,说出来的话却是硬邦邦。
“他要是没死,我就同意离婚,让你们俩团圆做夫妻;他要是死了,我出钱送葬!”
高个女人转身就走,被打的女人也开始号啕大哭。

“你出点钱吧!我真的只有两百块!我浑身上下就两百块!不信你看看呀!他把钱都留给你了呀!你出点钱吧!算我求求你了……”

电梯门关上,我们面面相觑,老一点的女人冲被打的女人吐口水,有人走过去扶了她一把。她站起来,哭着哭着,忽然甩开扶她的人,几步冲进电梯里。

护士冲她喊:“钱还没交呢!”她不答,电梯门在面前徐徐关上,然后冰冷地坠落。

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她流着血的嘴角和绝望的目光。
男人三天后去世了,医院垫了钱救治,无奈病情太重,终究还是回天乏术。他被推出监护室那一天,没有人来送他。那两个女人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只留下一张空白冰冷的床铺。

6
两百块的小三让家属们多少缓解了一些焦躁的情绪,成为了那几天里的最佳谈资。连母亲也偶尔会凑过去跟他们评论几句。我很高兴有事情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说真的,这种等待太过度日如年,若是每天只是眼巴巴地望着门口等消息,神经脆弱点的,怕是早就绷断了。

第九天的早上,我们被护士的叫声吵醒了。

“131床!131床!!”声音尖利地划过空气,我和母亲连外衣都没穿好,蹬上鞋子就飞奔过去。
护士大声地责问:“你们昨天探望时跟病人说什么了?他刚刚居然拔了针头!我们给他插上,他又拔,不想活了吗?”

我脑子轰的一下,母亲登时就捂住脸哭了起来。
我努力冷静了一下,想了想,又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还劝他要好好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护士半信半疑地盯着我们,我与她对视,甚至可以感到从脚趾到面庞都一点点灼烧起来。无数家属的目光都在向这边投视,鄙夷的、怀疑的、怜悯的,还有小声议论的……这感觉让人像被当众扒了衣服般,又羞又窘,委屈不堪。

我挺直身子,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坦然一点,脑子里却在努力回忆昨天父亲的表现。看上去的确一切正常,到底是什么让他忽然焦躁到想要拔针管?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我就知道他倔!当初他就跟我说过,要是他像老爷子一样,得了这种要命的病,就不活了,不拖累家人。他怎么这么傻呀!”

她一边哭一边呼哧呼哧喘着气,我连忙抚她的胸口,怕她身体承受不了。
“大概是我爸看过爷爷的状况,心里有数,所以不想受罪吧。可这也太不负责了!”我甚至惊讶于自己这个时间还能分析原因和安慰她。

“那为什么前几天没拔针?今天拔了?是不是你们说过什么话刺激到他了?”护士依然怀疑地看着我们。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们老吕家都是一样的倔!他气死我了!”母亲激动得浑身颤抖。
“吕?”护士翻翻手里的本子:“31床不姓吕啊,姓焦。”
“您不是喊的131床吗?”我不敢置信地盯着她。
“我没喊错,是你们听错了。”护士有些尴尬,目光绕过我们,直接扯开嗓子又喊起来:“31床!31床!怎么搞的?叫你们都不认真听,你们家病人拔针了!”

远处急急跑过来几个人,我们被推拥到一边。几秒钟以后,人群再次爆发出哭声、埋怨声和骂声。
我拉着母亲向后退去,一屁股坐在还没有收起的气垫床上,这才感到后背的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
母亲还有些神不守舍,手指都冰冷,我推了她一把。

“妈,你想吃啥?馄饨还是包子?我去买。”
母亲愣了一会儿才看我:“你这孩子……心真大,还想着吃呢!”
“我就是想明白了,才得好好吃。”
我站起来,狠狠敲了两下饭盆:“不把自己活好了,哪禁得起这么折腾?”

我们终于开始明白,无论多么痛苦的事情,在漫长的等待与拖延面前都会渐渐麻木,人类永远会自发适应它的存在,并努力过得自然舒适些。

再后来,无事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拿出iPad来收发邮件处理工作,甚至打上几分钟游戏,让自己暂时从巨大的压力中抽离出来,不会只盯着那扇大门死死地看。

雪依然在下。我们天天去看父亲,他已经渐渐恢复了意识,可以在护士的帮助下靠着自动床的上下摇动直起上身,用一只手跟我们打招呼。

妹妹依然每次见他都会哭,而我总是在笑。我想,如果是自己躺在里面,心里多少都是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愧疚与难过的。那种心情的纠结下,大概更加希望可以看到亲人们状似轻松的笑脸吧。

7
重症监护室旁是一排病房,是专门给从监护室里出来的病人暂住的,算是一处过度区,用以观察病情,等到稳定了再转到相关症状的病房或是出院回家。

第九天的下午,我去打水时,却听到有人在那边哭。

我走过去,发现一个女孩蹲在走廊里,头埋在胳膊里,发出细微的呜咽声。她的身边扔着几团白黄交加的东西。我走近想问问她怎么了,却闻到一股怪味。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她的手上,身上,到处都是黄色的粪便,地上的是卧床病人常用的一次性褥子,自然都沾满了粪便。

我问:“你怎么了?”

她吓了一跳,立刻抬起头,还是个长相很清秀的女生,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也不说话,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无奈,只好去找来扫帚、肥皂和水盆,先把脏物扫了,然后把她带到水房,让她把外衣脱了洗手洗衣服。
她洗干净了,总算不哭了。
我这才敢拉她到外面的椅子上,又给她一杯热水,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脑出血导致全身瘫痪,刚送进病房来。以往都是母亲照顾父亲,赶巧今天中午母亲出去买东西,父亲却忽然开始排便,又因为排不出而痛苦万分,在床上啊啊大叫。她又吓又怕,跑到护士站,护士扔给她一管开塞露就不再理,她回去,对着在床上翻滚的老父亲,急出一身汗来。

豆蔻年华的羞涩少女,哪里见过男人的裸体,无论如何都是尴尬的。可那是自己的父亲,又不能看着他忍受痛苦。她一咬牙,几乎是闭着眼睛把父亲的裤子脱了,手哆嗦了几次,却根本没办法打药。

父亲的叫声愈加凄惨,她急得眼泪滚滚而下。病房里其他人都冷漠而好奇地打量着她,没有人施以援手。

“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无助过。”女孩擦了把眼泪,“他们都在逼我,所有人。”
她终于狠下心来,睁开眼睛,看准了,把药用力地打进去。只是因为没有经验,拔出来的一刹那,秽物喷涌而出。她躲避不及,溅了一身。

病房里的人都捂着鼻子远离她,大叫着:“快点收拾干净,哎呀臭死了!”甚至不顾父亲的衣服还没穿好就打开窗子通风。老父亲倒在床上不再叫了,冻得哆哆嗦嗦,哀哀地流泪。

她说不下去,眼圈又红了。

“小时候,觉得爸妈只有我一个孩子,特别好,只宠我爱我,不必分给别人。现在我才知道,没有兄弟姊妹,一个人要扛起这么多负担有多难。”她说。
“前些天我爸做核磁共振,全身瘫痪的人格外沉,要找四个年轻男人抬他。我们找不到,只能每人给40块,雇了4个民工来抬……当时我看着他们抬我爸,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儿。”

她看着我:“姐姐,到了我们这一辈人该受罪的时候了,对吗?”
我摇摇头:“不,不是受罪,是责任。”
“有什么区别吗?”她望向窗外,手里的水已经凉了。
“反正都是要熬的,但我不怕!这么大的事情我都经过了,以后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我看着她吹弹可破的年轻面庞,淡红色的丰润嘴唇吐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感叹。我想说小妹妹这根本不算人生的大事,命运的转轮才刚刚开始……话到嘴边终究还是笑笑,什么都没有回答。

就让她错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怕,有什么不好?

8
初来时劝我们吃东西的老人,今天要和她儿子出院了。

十来天的时间,我们很熟了。我知道她儿子50岁还没有结婚,上个月突发脑梗,送进了医院。身边没有一个人陪同,除了这位80岁的老母亲。

老人很要强,无论买饭打水,从不求别人帮忙。交药费时就从衣内口袋里掏出一张陈旧的银行卡,去默默地刷卡。住了这么多天,她的衣着永远整洁,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在哪里换洗的衣服。即使是晚上睡觉,她的被子也是最干净的。

她儿子的最终结果是植物人。出ICU那天,母亲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毕竟这病拖下去遥遥无期。老人说:给他攒了一辈子娶媳妇的钱,没用上,将来就给他找个好陪护吧,总归是要花到照料他的人身上,是老婆还是陪护,也不太重要。

老人推着儿子的轮椅走进了电梯,转过身向我们招手道再见,我们连忙也点头致意。老人忽然提高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冲我们说:“娘几个,记得吃饭,保重呵。”

电梯关上。我转过头看母亲,她又哭了。

护士在叫了:“131床!”
我和母亲确认不是喊错了以后,连忙快步迎过去。护士冲我们露出个笑容:“131病情稳定,明天就可以出监护室了。”
“真的?!”我和母亲一起高兴地叫起来:“出来以后会是什么情况?”
“暂时失语,半身行动不便。但慢慢锻炼,多和他说话,还是有很高概率恢复的。”

我与母亲喜出望外,不住口地感谢。

旁边的其他家属纷纷围过来,向护士询问自家病人的情况。有相熟的家属羡慕地对我们说:“真好,你们才住12天就出来了,我家那位都一个月了。唉。”
“会平安的,一定会出来的。”
我能看出母亲在强忍着喜悦,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变得平静,赶紧安慰起家属们。

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觉得此刻竟也像是一种荒谬的背叛。每一个离开的人都成为一种直观的刺激,却也是一种缥缈的希望。出出入入,分分合合,生生死死,在狭小的重症监护室门口不断上演。比最诡异的舞台剧还复杂,比最跌宕的情感更汹涌。

这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不想进入的世界,却又是最该进入的世界。因为自此间脱身的一刻,才是正式打开生命另一段不可说旅程的残酷而庄重的开始。

当天夜里我睡了个好觉。意识中不再有呓语与哭泣,而是一片沉沉而安心的黑暗。
早上醒来时,在气垫床上翻了个身。迷蒙中,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轻柔地笼罩了上来。

这座医院坐落在城市的最东边,在ICU门口走廊的一侧,是一整片的大面积落地窗。起初我不太明白,明明抢救病人是很紧急的事情,为什么要把ICU设立在最高的22楼?

我睁开眼,发现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周遭铺着一层淡金色的天光,融出淡淡的温意。眼前,一点橘红色的轮廓在清晨的雾气中缓缓升起,在远方密布的钢筋水泥的无限清冷中,透出一丝毫无掩饰的温暖与希望。

那一刻我翻身坐起,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望向窗外,没有人说话。

我想他们都与我一样。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已经太久不曾见过这样的阳光。

 

辉姑娘,作家。已在「一个」发表《死亡海岸线》、《滑翔伞与功夫熊猫》、《属于别离的四个词语》等文章。@辉姑娘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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