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林人


守林人

1.

窗外的大雨令我回想起我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天傍晚,我去在外租房的女友家吃饭。兔子厨艺不精,只会做些清淡的素菜,譬如炒白菜,和胡萝卜炒白菜。餐后,我们在她的床上做爱。由于知道我隔天要走,阵势似乎是比往常更激烈些。那期间下起了雨,她的房间拉着窗帘,因此看不见外面的雨势,听声音应该是一场大雨。

之后,我提出想看雨。我们两人光溜溜赤着脚走到阳台,活像两条刚从雨后的泥土里钻出来的蚯蚓。阳台的地面上落着一层灰,因为没有遮蔽,除了晾衣服,她很少来这里。好大一场雨,而且看势头似乎越来越大,落在楼下自行车棚的塑料瓦上,简直像老式电视机天线断掉之后发出的嘈杂的噪音。

阳台的窗户对面是一家宾馆,两栋房子间隔很近,只有五米的距离,没有窗帘,她不敢过来。我说没事儿,雨大,对面看不见。我们依着窗檐看路上的人躲雨,兔子的脚底踩了一层细细的灰尘,这激起了我的情欲。在开阔的阳台,我的手再次向她摸索而去。激烈的雨点零星地溅到兔子的身上,七月的热空气像毛毯一样包裹着我们。

那晚我就睡在她家,火车第二天下午开,去北京的火车,我将要去那里找工作。我既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也不知道我会去多少年。那晚的雨一直没停,简直就像要把我们吞没了似的。


2.

龙仔比我早去一个星期去,他找好房子,投了简历,等我到了,也好有个落脚的地方。我和他是大学同学,读同一个专业,他主攻摄像后期。我是个技术盲,大学时代一门心思扑在看书上,几乎手不释卷。我们不是一类人,甚至怀着背道而驰的信念和喜好,恰好聚在一起四年。

临近毕业,他问我去哪儿,我说,不知道,要不一起去北京吧,年轻人要去大城市奋斗一把。他说,也行。于是,我们各自回家和亲人朋友道别,约定七月中旬在北京见面。

龙仔家里是做生意的,他的奶奶能生,育有九个子女,到了他这一辈,人数又翻了几倍。他家族里所有的男丁都做拉链生意,每个叔叔占据一个沿海城市。父亲在威海,他小学的时候父亲把家人接了过去,在那里扎根生活。

在决定去北京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接替家族的生意呢?他说,还是想出来闯一闯啊,毕竟还是喜欢艺术。他说,他爸给他两年的时间,能闯出点名堂,可以留在外面,不然就要回家学做生意。我耸耸肩。我既没有家族,也没有后路,父母又比较开明,只要自己能养活自己,想去哪里都可以。

我的火车早上到北京,和龙仔在他租好的房子里碰了面,房子在望京,十三楼,推开窗户可以看见小区里的小学操场,几栋三十层的住宅楼,三层的停车场,顶楼被建造成供人散步和晨跑的环形小花园,以及帆船形状的望京soho大厦。我拍了张照片发给家乡的兔子,告诉她,这就是我在北京即将展开的新生活。


3.

一个星期后,我找到一家小出版社,做图书的营销编辑。龙仔去了一家中关村的“格子间公司”,他的老板有好几家这样的公司,经常来回跑动,很难见到真人,平时办公室里只有他和一个美国籍的日本记者。他应聘的是摄像师,结果基本没什么机会出门拍摄,平时就坐在格子间里配字幕。

我去的那家出版社,总社在南方,北京的分社小得可怜,挤在五环处一个办公楼的十八层,与同层的四五家公司共用一个厕所。此社是个老牌国营出版社,据说上个世纪末辉煌过,之后因为办公室政治弄得分崩离析,几乎垮掉,最近几年才略有回升,是因为现任的分社长手腕强硬,辞退了一批等着退休的老干部,招来一些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中的一个,只是我进来后才知道,我是社里尝试招来的第一个应届生,在公司里年龄最小,倒数第二小的年轻人上个月刚满三十。

工作大致稳定之后,我打电话给兔子汇报情况,我说:“工作还不错,老板看了我得奖的那篇书评,觉得我写得很好,大力赞扬我,给我开了和在这工作五年的人一样的薪水。”她问我:“做什么工作,写书评吗?”我说:“可能顺带着写一点,但是主要工作不是。”她问我:“主要是干啥。”我说:“图书营销。”她说:“营销和书评写得好不好有啥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老板说是这个岗位空缺着,让我先补上,以后再给我调。”她嘟囔了一声,没再说话了,像一枚铅块沉入沉默的大海。

我听出来,她不太开心。我说:“我想你了。”她说:“噢。”我说:“你好好加油,明年争取存到钱,说服你爸妈,来北京找我。”她沉默了一小会儿,我的声音像是穿行了格外长的距离,才传到她的耳朵里。后来她没有再说话。

挂了电话后,我站在窗台抽了支烟。夜色转深了,除了小学操场和停车场外,其他的楼宇灯火通明。北京的夜晚像一块不吸水的海绵,黑色无法渗透进来。相比之下,我家乡的夜晚深沉得多,除了路灯和楼房里几点零星的光亮外,几乎一片漆黑。

我想象着那些谜一样的灯火背后,有谁在做些什么,也想我的未来,我的兔子。这时下起雨来,哗啦啦越下越大。一会儿工夫,就能听到街道上的车轮溅起水花的声音了。我把手臂伸出去,让雨水顺着它往下流。这便是那场令我回想起离开家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的大雨。


4.

两个月后,我摸清了这项工作的门道,也开始对它感到厌烦。每天的日子不温不火,早上八点半挣扎着起床,挤人最多的那趟地铁,坐四站,中途换乘一次,在公司楼下买一个鸡蛋灌饼,带到办公室里吃,办公桌是最普通的工位桌,一坐就是一天,与工厂里的流水线并无太大差异。我一杯接一杯地喝水,搔头摆脑地想每天写什么文章,想不出来时,就去楼层的外置楼梯抽烟。

我在这个楼梯度过了几乎一小半的工作时间,公司里几乎都是女生,没有人抽烟,我常一个人坐在薄薄的铁楼梯上连抽两支。那是个逃生梯,四周用铁板围起来,铁板上做成密密麻麻的圆洞,因此四面进风。圆洞盯久了眼花,若想远眺,需要把脸贴在圆洞上,能看见一片茂密的树林,是什么树呢?我不太懂树木,但大概是杉树类的,四周没有什么高楼,因此像是站在荒野中的瞭望塔上,从望远镜里观察。风一吹起,树木哗哗作响,身处十八楼也听得很清晰。

我对树木有特殊的好感,我家乡的那座小城,虽不发达,但已经很难见到大片大片的树木了,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沉默、静止而长寿的生物齐刷刷站成森林,就想去倾听它们,就觉得十分美好。

逃生梯上抽烟的人总是很多,看着装几乎都是这一层的一家销售公司的人,大多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地抽烟,活像《春娇与志明》里的场景。把脸贴在铁板上看外面的人,据我所见,只有我一个人。

要是工作完成得早,我会和兔子或者龙仔聊聊微信,兔子在一家装潢精美的咖啡馆上班,那是家乡唯一的一家咖啡馆,还没有像北京的咖啡馆一样,沦为谈论工作见客户的场所,大家是真的到那里去休闲的,几个朋友,几对情侣,在有靠枕的木桌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我去那里陪过她几次,坐在角落里一边看书,一边偷瞄兔子。她穿着亚麻色的工作围裙,端着圆形的咖啡杯托盘,伴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在嵌着灯泡的旋转楼梯和桌子之间周旋,像黑白电影里的窈窕淑女般令人心醉。

这里简单、纯粹、不用动脑。若不是妈妈说,读了那么多书,怎么能去做服务员,我还真想去这样的地方上班。

公司五点下班,从不加班,一到点大家都齐刷刷地拎包回家。龙仔的公司离我五站,办公室因为没人,所以可以自由进出,我无事可干的时候,会去他公司等他。


5.

“真没趣啊。”龙仔说。他脸冲着两台连屏的台式电脑,但无疑是在对我说话。“我会拍会剪会编,却让我每天在这里给根本没人听的访谈配字幕。你知道吗。我现在几乎成了跑腿的了,老板最近要办公司的手续,要到各个地方去盖章,他没时间,就让我去,我这个星期快把北京跑遍了。”

我本来想说,我倒是希望出去跑腿,我每天坐在办公室动也不动,像一尊佛。但我还是没说出口。无趣的事情一旦所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无趣。我说:“那我们等会儿去打台球吧。”“算了,还是不去了。”他说。“累啊,虽然也没做什么,就是累。累得像一截砍倒在路边,又被人遗忘的圆木,不想动,也不想玩,就想躺着,一直躺成煤炭才好。”

等到他配完字幕,已经八点了,我们去楼下的江同学买了两个猪蹄边走边啃。那儿是地铁首发站,人很少,我们靠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电梯扶手上想着各自的心事儿,他开口问我:“你说,我们来北京是干吗来着?”我看了看手机,九月底。才两个多月,他就问出了这个问题。“来追求梦想的吧,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们不是来追求梦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前觉得,北京文化业发达,机会多,我们来赚钱,来学习。其实,对于一个二流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来说,文化产业再发达,机会再多,也与我们没有关系,这里就只是个很拥挤却无人交谈的城市而已。

龙仔叹了口气,说:“我觉得百分之七十北漂一段时间又回家的年轻人,是因为寂寞才走的吧。”寂寞,我羞于说出这个词,但他说得在理。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态该怎么描述啊。”我想了想,说:“嗯......疲惫又空虚吧。”

“疲惫又空虚,疲惫又空虚。”他把这句话在喉头来回滚了几趟,连叹了三口气,没再说话了。

经过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时,他再一次开口。

“要不国庆过后,我回家做生意,你回去跟兔子结婚吧。”

我打了个哈欠:“说什么呢,你只是累了,回去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你就不这么想了。”

“可能是吧,但到了晚上又会这么想了。”

“赶紧回房睡觉吧。啥也别干了。”

“嗯,那你也早点睡。”

在到了房间门口,我们互道晚安,进了各自的房间。看着他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一口快干的井,隔一夜水泵又可以摇出一点水来,就是总充盈不起来。

才九点多钟,离我正常的睡觉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我躺在床上看《流动的盛宴》,打游戏,不时去窗边抽支烟。我没有早点睡,我知道他也没有。虽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我就是知道,龙仔肯定也在自己房间里安静地做着他自己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也许在和谁聊微信,也许在发呆或者看书,但就是不肯睡觉,如果身体熬得住,甚至希望可以这么一直拖延下去。


6.

十月底的时候,我和老板吵了一架。我和他对某本书的解读意见不合,导致我的推文一直通不过,我几次据理力争,发表自己的观点,都被打回,我一气之下,转头回座位上写了封辞职信,对接了工作——对接时才发现需要对接的东西简直少得可怜——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公司。

走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逃生梯抽烟。不知为何,那会儿抽烟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把脸贴在铁板上,望着树和云,思考自己要去哪儿。那时北京最舒适的秋天快过去了,楼下的树林已经半秃,叶落一地。我望着那片树林,猛然想起小学三年级,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

在哄闹的课堂上,老师点我起来朗诵这篇课文。“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栎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淙淙地流着。溪里涨满了春水。小鹿在溪边散步,它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

那时的我尚还年幼,弱不禁风,留着西瓜头,从未出过城,每天思考得最多的是,如何开口找妈妈要一块钱买小卖部里的跳跳糖吃。那时我以为世界到处都是花朵,人生充满美好和希望,宁静的人有花草树木,奋斗的人有高楼大厦,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不,去小兴安岭做守林人吧。这样的念头一起,就像被春风拂过的草地般疯狂生长。我几乎被感动得不能自已,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童话梦里的场景。那时候我突然醒悟,好像世界上不是只有运营、工程师、程序员、会计、项目经理这几种职业。

我想象某个偏僻的森林里,有一间圆木砌成的竹筏般的小木屋,留着胡子的我赤裸上身,手拿斧头,站在门口眺望一片山头的树木,枕边放着封边磨白的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两瓶浓烈的二锅头。这里没有网络,没有人和车声,没有市场动向和热点的信息,只有望不见尽头的树,虫子,和干爽的风。


7.

几天后,我打电话给兔子。

“我在小兴安岭了,你听。”我把手机举过头顶,想让她听风的声音。

“我什么也听不到,你去小兴安岭旅游去了?”

“我辞职了,来这里做守林人。”

她急急地吞了两次口水,像是被鸡蛋噎到似的。“你有病吧,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干了,就滚回来,跑去黑龙江干嘛,你骗我的吧,你是不是出轨了?”

“没有,我只是突发奇想。”我说,“你听这里的风声,多清澈,我觉得北京不适合我,我想通了,其实我根本没什么赚钱的欲望,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我原本以为这儿连信号都没有,现在有了,可以打电话,多好,我每天在林子里巡视完,就给你打电话。”

“滚你妈的蛋。”她哭了。我有点慌,不知道她为什么而哭。我正准备安慰她,话筒那边有人喊她倒水。她应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我想象她抹了眼泪,红着眼圈去给人倒水的样子,有点心疼她。兔子是个典型的小镇姑娘,没上多少学,温柔可爱,有点内向,我多次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北京,她都不愿意。她说,她的父母不会同意的,她自己也不想去,觉得累,适应不了大城市。“我就想安安稳稳地在这儿过一辈子。”她说。

我做不到,想到要在出生的小城活一辈子,生老病死都走不出那条街,我就恐惧得发抖。我的确没什么赚钱的欲望,但也不是什么安静的人,我只是想逃避而已。

接下来半个月,我都在给兔子讲述小兴安岭的风景。深秋时分,黑龙江已经很冷了,地上的落叶枯得卷起边来,栎树桦树几近枯萎,松柏被冷风一吹,绿得油亮。我住在一间山脚下的砖砌平房,给这里的守林员帮忙。我白天去山顶的瞭望塔看守森林,注意火灾,他晚上和我换班。

他家里有一只秃了两块毛的花猫,有时我会喂点东西给它吃,多了几次,它便与我很亲近,我常用军大衣把猫裹在怀里,带上塔去。塔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一片沙沙作响的树海,刮起风来顶端的树冠像浪涛一样浮动,远处的山头有七架巨大的风车,给附近村里供电。四周没有比我更高的建筑,我可以一览众山小,像儿时数星星一样徒劳地数着每个山头的树木。有时候有鹫和大雁飞过,刚来的时候我分不清,后来守林师傅告诉我,一群飞的是大雁,单只盘旋的是鹫。

白天的小兴安岭平和美丽,可夜晚很难熬。每隔一个星期我们会倒一次班,我看守夜晚。夜班是八点上山,临近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很怕黑,一个人在山路上走,会因为一点动静就浑身发抖,怕被黑暗中窜出的野兽咬成两截。半山腰的路中间有一块柏树的根茎从地底下突出来,我总是忘记,被绊倒过好几次,摔在软软的泥地里,不怎么疼。

上了塔,除了灯光附近半米,其他地方一片漆黑。那是在城市里从未体会过的黑暗,把手臂伸进那黑暗里,那截躯干像是从身上消失不见了。夜间的风也阴森,穿过树干,鬼哭狼嚎一般,拍打在瞭望塔的墙壁上,仿佛摇晃了起来。有时我觉得我不是在森林里,而是在行驶于太平洋中心的轮船上。

她只是听着,不再那么激动了,但也不回应。等我说完后,她问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应该只是体验几个月,然后就回北京。怎么样,你到底能不能来北京?”她说:“再说吧。挂了。”又补了一句:“你小心点,不要被虫咬了或者被熊吃了。”

 

挂了电话后,我点了支烟。龙仔说,办公室里不许抽烟,让我掐了。他说:“你这样好吗,人家这么好一姑娘,你骗她。”我说:“我没骗她,我只是提前讲述未来的生活而已。等我有钱了,我一定会去小兴安岭的。”他说:“等到你有钱,兔子都嫁人了。你到底打算干嘛。”

我不知道。我连去小兴安岭的路线都查好了,但是我没有钱。我既不想再找工作,也不想回家乡结婚,每天窝在房间里抽烟,读没用的书,或者去龙仔的公司瞎混,编撰小兴安岭的风景讲给兔子听,时不时还找两张树林的图,让龙仔修一修发给兔子。有时候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觉得自己真的在守林似的。龙仔几次给我物色工作,让我投简历试试,我也没去看,推脱说,明天再投。

一来二去,便入了冬,我一边告诉兔子,我穿着棉被似的军大衣瑟缩在瞭望塔里守护光秃秃的森林,一边坐在有暖气的房间里抽烟,久不通风的缘故,一股油腻腻的味道。兔子说,她辞职了,存了点钱,准备休息到年后再找别的工作。我说:“也好,那你打算在家干嘛。”她说:“不知道,练练吉他,睡睡觉咯。”我说,那也挺好。

龙仔告诉我,他熬不下去了,打算年后回家继承家业。他说等他在家赚了钱,给我投资。我说投啥,我什么也不会。

“才半年你就回去了,这么快就输给了现实,鄙视你。”

他笑笑没说话。


8.

三天后,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我迷迷糊糊地摸索着起床。窗外月色柔和,我看了看表,九点十分,我从中午睡到现在。我接了电话,是兔子。

“怎么了?”

“你在干嘛。”

“我刚起床,今天值夜班,马上就要去山上了,好像起晚了一点,树林里有点黑,有点吓人啊。”我一边说,一边窸窸窣窣地爬下床,打开台灯,让房间亮堂起来。

“没关系,今天有月光,而且下雪了,照在积雪上还是挺亮的。”

“啊,是啊,下雪了。嗯?你怎么知道啊,这么聪明。”我笑眯眯地说。

“因为我现在就在小兴安岭的你告诉我的那个村子的那间屋子前,而屋主告诉我根本没你这个人。我当然很聪明,我用打工存的钱买的火车票,坐了一天的火车又倒汽车踏着雪来看你想给你个惊喜,而你就是个骗子!”她语速越来越快。我听完她的话,感觉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动,嘴里干得沙沙作响,不知该如何回应她。

“你要是想逃避我你就直说,我不会逼你跟我结婚,也不会逼你回来,你何必绕这么大一圈骗我?”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有点慌了。我说:“我没骗你,我是准备去的。”她开始哭了。我停顿了一会儿,问她:“你这么晚过去,晚上准备住哪儿啊?”话筒里传来吸气的声音,像是要把我从话筒的这一头吸过去似的。她突然扯大嗓门喊道:“不关你事!”然后挂掉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我起床喝了口水。九点半钟。刚刚入夜,北京还很热闹,窗外的楼房灯火通明,月光被挡在外面,在空中微弱得像随时会熄灭的烛火。在小兴安岭,月光应该很亮吧。兔子说很亮就一定很亮,她不会骗我。

我想象着从黑洞似的天空中落下的大雪,密密麻麻地落在树梢,落在地上,遮住枯叶。我想象着明天清晨,走上瞭望塔,向远方眺望,一片洁白,空气像冷冽的泉水般清爽。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真正的大雪,我想象兔子和我一起登上瞭望塔,在炕上一边冷得抱成一团,一边伸手接住完整的雪花。而北京没有下雪,也没有下雨,连风也没起。

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点了支烟,吸完后又点了一支。在沉寂的夜晚里,香烟总是燃烧得很慢。但夜晚还是很长,要挨到天亮,需要很多很多支烟。不过没关系,只是吸烟而已,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其他的事情,就留到明天再思考好了。如果明天不想思考,还有明天,还有明天,还有无穷无尽个明天。


作者/李星锐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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