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童话


冬天的童话

沈乐琪消失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猫乐国,一个由猫统治的国度,同时各个物种和谐共处。相比人类的急功近利,猫族天性倦怠懒散,国家运转缓慢随和,很有些无为而治的境界。总之,领袖安逸,公民幸福。这大概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理想国版本。只有一点,人类在这个国度里忍受着不公,被监视,被劳役,因为人类野心大,能力强,一直图谋不轨。我想我是个人道主义者,起码那时是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你可以想象,听到这个反人类故事我是多么无感。而且当时沈乐琪正抱着一只公猫,让公猫贴在她的大胸上,满脸爱怜地抚摸猫头。那只猫像它的很多同类一样眯着眼,脸颊鼓满,胡须戟张,蔑视一切的气概,仿佛真是帝王。我没有告诉沈乐琪,但心中确实想到,她不必虚构那么一个国度,看似弱小的猫已经统治了不少人类。

我认识沈乐琪已有五年,也可能是六年。干记者的第二年,我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同时在胸中燃烧着,难以分辨。但很快就感受到北方寒风的凛冽,热焰在不知不觉中减弱,疲惫与日俱增。我加入了一个地下诗社,成员们都把诗社称为地下诗社,实际上聚会地点在一栋高层公寓楼,窗外是京城的辉煌灯火。食物,酒水,环境,都很好,成员们都很热诚,就是诗不行。那些夜晚,我们聆听着彼此的蹩脚诗句,逃避着各自的蹩脚人生,身外是高楼、伟业、狂欢、叹息、宿醉、失眠构筑的城市迷宫。朗诵结束,男女搭配着离开。地下诗社是在黄豆网发起的,唯一的成就大概是将黄豆坐实为约炮网站。但我还是喜欢那里,只有那里纵容人们流露伤感,尽管那伤感很可能是虚假的。

沈乐琪很安静,不漂亮。脸圆,微胖,有雀斑,刘海,长发,胸很大。我们都住在大兴区,返回时乘坐同一班地铁。她总是低着头,不说话。我问她从事什么工作,她才抬头看我一眼,说是码农,立即又低下头。一个女码农来参加诗歌朗诵会,让我有些诧异。问她为什么,她想了一会儿,小声说感觉很特别。然后,又说,也没什么事可以做。这声音更小了。她很腼腆,我不喜欢和腼腆的人说话,费劲。那些夜晚,我们沉默着站在扶手柱边,窗上映着我们的影子,轻轻晃动,像两棵水草。一次,我对她说:“你到站了。”她猛然抬头,错愕地瞪着显示屏,随后转身冲出地铁,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次,我见她盯了鞋尖很久,忍不住问她在想什么。她脑袋动了动,仿佛在摇头。片刻后,她说:“没想什么。”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地铁在黑暗中走走停停,吞吐没有表情的众生。她忽然问我为什么叹气。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找我说话,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叹气了。我想了想,说:“习惯吧。”一会儿后,她说:“你在想什么?”声音像是从一枝芦苇中发出。我望向她,她立即低下头。我说:“没想什么。”这不是真话。实际上我想到京城的地铁如一头野兽,穿梭于历史的残骸和新鲜的血肉,兴奋咆哮。我想到我们都在野兽的腹中。

诗社解散了,像一场纷乱的梦终于疲倦。我把精力集中在采访和撰稿,但过稿率越来越低。为了生活,我开始写娱乐新闻。热恋,大婚,劈腿,出轨,领导没有压力,人民喜闻乐见。张晟在这方面教给我不少,还总结出八字诀窍:深挖隐私,尽情编造。但我们都无法卑鄙到这种程度。我们都穷,只有一身青春。夜里喝酒,他喜欢说:“人生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也喜欢说:“人生嘛,本就是一场娱乐的啦。”他是石家庄人,醉后却一口港台腔,这让我感觉很奇怪。有时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一枚印着渡鸦的邮票,比如一艘迷失在内陆的轮船,比如一株长在风中的小草,比如一条分散、汇聚又分散的河流,比如秦始皇梦中的一颗子弹……我渐渐从昏沉中清醒,握着手机起床,倒一杯水,拉开窗帘。他突然挂掉了电话。这时候,我感觉非常奇怪。

再见到沈乐琪大约是三年后。她在群里问有没有人收养猫,一连问了好几天都没人回应。我那时交了个女朋友,总念叨着要养个宠物,但鉴于我们养自己都很困难,就一直没付诸实践。我联系上沈乐琪,约在深秋的街头见面。她裹着偏大的黑色风衣,样子没什么变化,人还是很腼腆,但一说起那只花斑猫就滔滔不绝。她嘱咐我照顾好那只猫,像母亲嘱咐临行的儿子,语重心长,孜孜不倦。分别时她问能不能再抱一下猫,我说当然能啊。她接过猫,搂在怀里,脖子贴着猫头,闭上了眼睛。我说:“你还会见到那它的。”她睁开眼,怔怔地望着我,突然弯下腰,向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把猫还给我,踩着一地黄叶子逃离了。我愣在原地,想起地铁上的那些夜晚。

我把猫送给女朋友,原以为她会惊喜,但她抱了一小会儿就干别的事去了。她不喜欢那只花斑猫,但没有明说不喜欢,而说花斑猫不纯粹,我从未听她使用这么高级的修辞法。没过多久,我们莫名其妙地分手了,就像当初莫名其妙地走到一起。花斑猫陪我度过那些孤独的岁月。每晚我写稿到深夜,靠烟和咖啡苦苦支撑。花斑猫伏在笔记本旁,睡意朦胧,憨态可掬。或者蹲在窗边,观察深沉的夜色,警惕地竖着耳朵,像个卫兵。有时我从睡梦中醒来,感觉胸口吃重,睁开眼,看见它趴在我胸口。它会随着我一起醒来,以深邃的蓝眼睛注视我。万籁俱寂的深夜,亿万星辰在两颗蓝眼睛中放射光彩,我总忍不住想,那蓝眼睛中一定藏着别的宇宙。

出差时我只能将猫寄养在沈乐琪那里。初次来到沈乐琪家,像走进一个小型动物园。沈乐琪养了十三只猫和五只狗,为此独自承担着一个两居室的房租。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被沈乐琪捡回。有些是主人要离开北京,被留给沈乐琪。也有些是寄养在沈乐琪家里,但主人再也没有出现。渐渐地,沈乐琪变成了沈站长,家里变成了动物流转中心。猫窝狗窝和各式食盒布满了客厅,动物们追逐游戏其乐融融,宛如伊甸园。沈乐琪像母亲一样照顾着那些动物,为每个动物都取了名字,任意叫出一个名字,动物都会欢快地奔向她。她把动物抱在怀里,用脸颊磨蹭着,格格地笑起来。发现我看着她时,才停止笑声,红着脸,低下头。并非所有的动物都让她开心。一只独眼猫就让她很痛心,她说那眼睛很可能是被人剜掉的。我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愤怒。独眼猫瘦骨嶙峋,独眼里充满了凄惶,一旁的眼窝深陷干枯,呈暗红色,像英雄的勋章。独眼猫睡在沈乐琪床边。

花斑猫在沈乐琪家里寄养时间最长的一次,应该是我调查一个土地纠纷事件。原本只想草草报道,但事件错综复杂,牵涉人员广泛,越深入其中越看不清线索。不知是当初的热情重燃,还是因为本能的解谜欲望,我一心投入调查,像顽固的侦探般穷追不舍。奔波近一个月,有一次面对拳头,有一次面对铁棍。有一次逃跑时磕破了眉骨,血流满面。最终写出一篇两万字的特稿,感觉最后一丝力气都耗尽了。但是,特稿无法通过。我在家昏睡两天,才想起花斑猫还在沈乐琪那里。我赶到沈乐琪那里,才想起已经两天没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瘫坐在沙发上,无力动弹,腹中却擂响了战鼓。沈乐琪为我下了一碗阳春面,清白的汤水,碧绿的葱花,一个荷包蛋闪耀着。面碗在冬日里很温暖,我注视着碗里的景观,许久后才开始狼吞虎咽。沈乐琪在阳台上喂猫,背对我,一头长发,半身阳光。

那天沈乐琪告诉我,她加入了一个动物保护协会。“为弱小的动物战斗!”她捏着拳头,气鼓鼓地说。我将最后一点汤水喝尽,把空空的碗抱在怀里,问她要怎么战斗。她望着我,讲起协会纲领和行动细节,眼神坚定,没有丝毫羞涩。她的样子让我很感动。她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苟且和失败。那天剩余的时间,我在她家里度过。我们很少说话,我疲惫地或慵懒地陷在沙发里,她迎接一个又一个动物的亲昵。我们都被动物们制造的欢乐声响环抱着。天光变暗,影子消逝,我以为傍晚临近,实际是浓云密布半空。我们去买了蔬菜和肉,回来一起做饭。沈乐琪像个娴熟的家庭主妇,择洗切抄,迅速利落。她告诉我,她十岁就开始为家里做饭了。清炒菠菜,麻辣豆腐,红烧肉,西红柿蛋汤。那大概是我在北京吃的最香的一顿饭。我发现沈乐琪没动一块肉,问她是不是要减肥。她说不是。我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吃肉。她想了想,也说不是。然后,她认真地说,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听说过素食主义者,但真正见到,这是第一次。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吃素,她说两年前开始的。接着,她讲起物种进化,讲起动物亲缘,讲起道德法则,素食主义已经上升到伦理学的范畴。我望着盘子里的红烧肉,不舍地说:“可我就是喜欢吃肉。”她夹一块肉放我碗里,微笑着说:“吃吧,这种事不能强求。”我发觉她能够看着我的眼睛笑了。

饭后我们一起喂动物,她讲了不少照顾动物的方法。我听着,但肯定没有用心记。很可能我还有些不耐烦——人那样伺候人会让我感觉不公,人那样伺候动物简直不可思议。后来,照料一只生病的狗时,她说起小时候家里养的一只黄狗。她爸爸经常酗酒,妈妈一人承担着家务和农活。小孩子们不愿和她玩,只有黄狗是她忠实的伙伴。她上学的时候黄狗陪她去学校,她放学的时候黄狗陪她回家,从没有人敢欺负她。有一年的一个深夜,出生不久的弟弟病了,爸爸烂醉不醒,妈妈要抱弟弟去医院。但是,家里没钱,妈妈命她去舅舅家借。舅舅家在十里之外,隔着一条大河。那年她九岁,由黄狗陪着,打手电筒,在夜色中进发。她当然会害怕,鸟的叫声很诡异,树的影子都像恶鬼,但黄狗脖子上的铃铛抚慰着她。那晚她穿过田野,跨过河流,成功走到舅舅家,借回了二十块钱。然而当年冬天,一次放学没看见黄狗。回到家里,才知道黄狗被爸爸宰了,皮挂在晾衣绳上,肉下到中午的火锅里。她哭了好多天,被爸爸揍了一顿。此后很多年里,铃铛声都会在她梦中响起……沈乐琪抚摸着生病的狗,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我感觉我应该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想了一会儿,问道:“黄狗有名字吗?”她吸一下鼻子,笑了笑说:“叫阿黄。”

我忘了那天几点离开的,总之很晚。沈乐琪抱着花斑猫,把我送到楼下。我们这才发现整个世界都白了,那是当年的第一场雪。沈乐琪冲进纷扬的大雪中,像孩子一样旋转起来,笑声宛如银铃。当她停下,她问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日本片,《横道世之介》。我说看过,高良健吾很像我小叔年轻的时候。她左手抱着花斑猫,右手去接飘落的雪花:“电影里面也有一场大雪呀。”我说:“片尾那场是吧。”她说:“是呀,祥子和世之介一起过圣诞节。”雪很大,棉絮一样,她的头发花白了。我的头发肯定也花白了。“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别了,应该是永别。”我望着夜空说。她右手托在半空,扭头望向我:“可他们在一起时很开心呀。”“对,他们在雪中接吻了。”我望向她,大雪在我们间好似铁幕。她放下手,在衣服上蹭蹭,低下头,在雪地里瞄着。不久,身子晃了晃,向公寓楼走去,又猛然折回把猫给我,没说再见就上楼了。

半年后我决定不做记者了。张晟试图挽留我,谈到新闻理想,谈到社会道德,谈到工作报酬,谈到俘获流量的撰稿方式:夸张,刺激,搞笑,香艳……我瞪着他,听他讲完,然后坚定地说:“我不干了。”他先是摇头,后是叹息,见我无动于衷,于是骂道:“你他妈叛变了!”一个月后,他他妈也叛变了。最初的两三个月我试图写小说,但是写不好——没有章法也就罢了,关键是怎么写都感觉没有现实精彩。张晟做了一个时评公众号,名为“独眼观天下”。独眼是指独到的眼光,但每次点进去我都忍不住想,是不是有一只眼睛被遮蔽了,或者被英雄刺瞎了。公众号半死不活,张晟坚持着,同时进了一家图书公司,策划青春爱情小说。工作很顺利,但没过多久他就厌倦了。他说幼稚是一种病。他说无知是一种恶。他说平庸是恶的帮凶。我建议他去散散心,看看世界美丽的一面。他飞到西藏净化心灵,拍下蓝的天,碧的湖,圣洁的雪山。回来后他说,我们是被设置的一代。

秋去冬来春又回,我胡乱地活着,境况越来越差,羞于见人。沈乐琪联系过我两次,也可能是三次,记不清了。她问花斑猫怎么样了。我说很好,一直很好,更胖了,也更壮了。沈乐琪在电话里说,那就好呀,那就好呀。然后是沉默,然后说很晚了,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想我应该找份正经工作,过点正常人的生活了。张晟这时做起了发财梦,还邀我一起做梦。他计划组建一个非虚构写作团队,打造关注现实的爆款文章;他计划做一档视频访谈节目,采访被忽略者们被忽略的声音;他计划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以优质剧情引起暑期票房轰动;他计划参加一场脱口秀比赛,成为网红,然后带动一切梦想,如写作团队,访谈节目,小成本电影;他计划开一家麻辣烫店,地址,装修,食材,定价,都考虑好了,名字就叫老张麻辣烫,因为老姜麻辣烫会让人感觉太辛辣。他问这样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他说那就成。一切都没成。

当年夏天,我决定离开北京。收拾行李时,张晟突然找来,说发财的机会真地来了,语气很确定,但没有欣喜。我问什么机会。他脸色阴沉,迟疑着不说。我说:“我们不小了,别开这种玩笑。”然后接着收拾。他点上一只烟,抽到一半时说:“还干记者。”声音不大,像是耳语。我放下行李,望着他。他笑了一下,很勉强。“他们总要付出点什么!”他又笑了一下,使劲摁灭香烟。

一周后,我们潜进通州的一家焦化厂。两年前张晟报道过这家工厂的污染问题,当时环保部门介入调查,工厂停顿整改了半个月,之后一切如故,唯一的改变是加强了安保措施,外人很难再混进里面。我和张晟蹲伏在焦化厂外围,拍到方形烟囱冒出的轻烟。这是确定无疑的污染,但张晟认为潜进工厂,拍到细节和当事人,才能对工厂构成威胁。于是,我们穿上仿制的工服,在夜色的掩护下,利用登山绳翻过一面高墙。空气中充满刺鼻的硫化物气味,直到近前我们才发现,白天冒出轻烟的烟囱,此时喷涌着滚滚浓烟。我们伪装成工程师,骗过一个安保人员,拍到破旧老化的设备,未经保护的工人,形同虚设的防尘罩,随意排放的焦化废水。准备离开时,保安队长起了怀疑,带着六七个人冲来,把我们围住了。张晟很镇定,说起厂长的名字、我们的身份、设备的型号和功用,以及生产过程中须要注意的事项。队长将信将疑,掏出手机打电话。锅炉声音很吵,队长向安静处走去。张晟冲我使个眼色,我们撒腿就跑。绕着厂房转了两圈,才跑回那面墙。刚爬到墙上,吆喝声追来,一块砖头贴着我的脑袋飞过,脸上火辣辣的。张晟尖叫一声,喊道:“跳!”我们从墙上跳了下来,向附近的居民区奔去。张晟被砖头砸中了,后背一片紫青。我从墙上跳下时崴了脚,返回大兴基本靠张晟扶着。无论如何,证据拿到了,接下来就是谈判,由张晟负责。三天后,我们收到一笔巨款,对我们来说都是巨款。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那么多钱,看着信息提示的数字,感觉不可思议。夜里我们到常去的餐馆喝酒,没什么庆祝的氛围,也都没说什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晟沉声说:“我们再干几票,挣够了钱就做别的。”我说:“你说的好像我们是绑匪。”张晟笑了笑,说:“我们不是绑匪。”我说:“那我们是什么?”张晟不说话,把饭钱放桌上,把我扶起来,走出餐馆。夏季夜市繁忙,张晟搀着我,走在幽暗的树荫里,避开往来行人。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取出两只烟,帮我点上,自己点上。抽完一支烟,我们勾肩搭背走向对面。张晟忽然说道:“是啊,我们是什么呢?”

我在家休息了半个月,如同死囚。床边有一本《宇宙图像学》,不知什么时候买的,一看就是很久,但根本看不明白。花斑猫经常跳到床上,用头蹭我的脸。每当此时,我都会想: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沈乐琪了。许多次,我看着沈乐琪的号码,但最终都没有拨过去。我能够正常行走的时候,张晟制定了第二个计划。这次距离有点远,可能需要三四天时间。于是我联系沈乐琪,请她帮我照顾猫,她欣然答应了。时隔一年多,再次来到她家里,一切变化不大,除了她开始学画画。一个画架摆在客厅中央,4开纸上是一只猫的水彩图像。我注意到那猫只有一个眼睛。笔法灵动,形神兼备,我忍不住赞叹。她忧伤地笑了笑,说独眼猫生病死了。我大概说了句安慰的话,但她笑着,没有回应。话题转到画画,她说编程只是一种工作,一种乏味的工作,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插画师。她讲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一年寒假,她和爸爸去买春联。在镇上唯一的书店里,她看到了几本漫画书,眼睛无法移开。爸爸挑选春联的时候,她趴在玻璃柜台上,盯着漫画封面,想象里面的故事。她从不敢向爸爸要什么,但那次她鼓起勇气,怯声说想要一本《舒克贝塔历险记》。爸爸让老板取出漫画,认真地捧着翻看。沈乐琪满心欢喜。但是,漫画被放下了,爸爸什么都没说,拉着她离开书店。那天沈乐琪还告诉我,几年来的收入都给了家里,为弟弟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往后可以做点喜欢的事情了。我记得她谈到动物保护协会,谈到构思中的系列童话故事,谈到金子美玲和谷川俊太郎的诗歌,当即为我念了两首。我记得她唇角一直带笑,而我攀附着那笑,以免沉沦下去,直到张晟打电话催我离开。

在之后的半年里,我和张晟干了七八票,对象都是污染企业,为此我们研究了最新的《环保法》,也将早就遗忘的化学知识重新拾起。行动越来越熟练,但危险一直存在。出发前我去往沈乐琪那里,结束后我返回沈乐琪那里,等待我的是花斑猫的亲昵,和沈乐琪做的阳春面。我越来越阴郁,越来越沉闷,而沈乐琪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健谈。她给我看过一个视频:她穿着印有保护动物标志的红色T恤,站在广场上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以昂扬的激情和雄辩的口吻宣传人和动物的共同命运,又严厉批评了那些将恶意施加给弱小动物的人。我看过一遍,又看了一遍,简直无法相信那女孩是沈乐琪。我带着惊讶和敬佩问,是什么给了她这么强大的气场。她干净地笑了笑,说现在是副会长了,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随后,她沉下脸,问我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伤害动物。我认真地想了想,但无法回答。长久的沉默中,我发觉她坚定的质疑让我惭愧。在她家中度过的许多时间里,我们都不说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喂动物,或看着她画画。阳光一点一点移动,时间分分秒秒流逝,静默也觉富足。有时我会受伤,或轻或重,无法避免。沈乐琪备了医药箱,为我检查伤口,更换纱布,细致而关切。我告诉她采访难免受阻,她从没怀疑过。只有一次,我右臂的伤口有点深,她包扎之后,站着不动。我以为没有处理完,抬头问她还要多久,发现她眼里一片晶莹。她拎着医药箱走开,背对我说:“你小心点!”于是我更加惭愧。

这年11月,张晟决定干最后一票,也定下最大的一笔金额。他画出地形草图、进退路线,列出行动步骤、突发状况以及面对突发状况的方案。A4纸上的线条非常凌乱,山丘、河流、森林拧成一团,如同造物主意志的废墟。张晟讲了很久,才让我从凌乱中理出头绪。然后他望着自己的图纸,像是望着无法理解的事物,如释重负地说:“我们就要完了。”我抬头望向他。他猛地望向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我是说一切就要结束了。”我说:“什么要结束了?”张晟低下头,在图纸空白处打着对号:“蹲点,偷拍,谈判。”过了片刻,又说:“记者,理想,青春。”顿了顿,又说:“我们就这样老掉了。”

天已经很冷,雪还未下。我像往常那样把花斑猫送到沈乐琪那里,并在动物们的欢乐中度过一整天。沈乐琪给我看了她的漫画作品,主角全是动物,游戏、劳动、恋爱、冒险,童趣盎然。那天午饭过后,她抱着一只猫,讲起《猫乐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当今时代人们早已丧失了对乌托邦的幻想,但在沈乐琪真诚的语气、清澈的眼神、温柔的爱抚动作里,希望依然存在。整整一个下午,我潜进沈乐琪的讲述中,游览那个国度的建筑、制度、风土、文化,以及平淡纷纭的猫族往事。然而,当我从沈乐琪的讲述中浮出,我发现这终究不是我喜欢的乌托邦——我可不希望被猫统治。但沈乐琪的样子让我感动。那天分别的时候,沈乐琪抱着花斑猫送我。在电梯里,她问我为什么不给花斑猫取个名字。我说有名字。她问叫什么,为什么从来没听我叫过。我想了想,说叫团子,和梅西一样。她哈哈一笑,说好名字。楼下风很大,我让她上去,但她逗着花斑猫,站在原地没动。于是我也站在原地不动。我说:“乐琪……”沈乐琪和花斑猫同时望向我,眼中都带着温柔。“怎么了?”她笑着问。“……没什么。”我笑了下,试着把手放进口袋,但牛仔裤太紧,没有空间。“快上去吧,下面冷。”我说。她仰头望向夜空,说:“这是第三个冬天了。”我说:“什么第三个?”她没回答,看着我说:“你小心点!”然后抱着花斑猫上楼了。

第二天我和张晟来到保定,在一家药厂外游走。药厂的废水直接排进一条小河,河床变成了绿色,岸上寸草不生。小河下游的居民怨声载道,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很多次,但药厂始终我行我素。我们先采访了下游的居民,发现不少疑似污染导致的病例,多是穷苦的、无所依靠的农民,儿童也在其中。我们从一间平房离开时,一个小男孩躺在木板床上,搂着肮脏的玩具熊,昏迷不醒。他母亲悲凉的哭声推送着我们,又被寒风切碎。夜黑如墨,我们向着药厂进发了。准备翻墙时,我对张晟说:“这是最后一票,我们不要钱。”张晟用力把绳钩甩高墙,说:“为什么不要钱?这帮狗杂碎!敲诈他们,曝光他们!”我们翻进了药厂,蹑手蹑脚地前进。张晟向污水处理系统摸索,我藏在人行道边的公示牌后,防止巡视的保安截住我们。我们用对讲机通话,我可以听到张晟的呼吸声。药厂器械如同怪兽的脊背,刺向昏暗天空。寒风阴险地咆哮,拂面如刀。我不敢动,感觉被冻僵了,身体以及灵魂。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不知道时间如何从我来北方起一直涌动到此刻。有那么一会儿,我怀念猫的体温、狗的叫声、不可能的乌托邦国度,和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张晟突然喊道:“快跑!快跑!!”我大吃一惊,冲对讲机说话,只听到扭打的声音。我向着张晟奔去,随即想到计划,还是决定先跑。但我被发现了,五六个手电筒穷追不舍。我翻过墙,手电筒跟着翻过墙。我沿计划的路线逃跑,手电筒穷追不舍。我逃进一片树林,被一截树枝绊倒,头撞上树干,陷入半昏迷中。叫骂声、手电光闪烁在附近,但我没被发现。当我平复过来,世界只剩黑暗。我迷失在树林中,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又被绊倒,又爬起来,又被绊倒……大地有着冰凉的引力,而我正渐渐失去体温和意志。当我感觉再也无力爬起时,星辰从远处亮起,缓缓向我聚拢来,接着升上半空。那是猫,无数只猫,眼睛在树上点亮。我看到猎户座,看到大犬座,看到金牛座,看到小犬座……我看到北斗星坚定地亮着,指明方向。我爬起来,走出了树林。

一天后我回到大兴,四周处于戒备状态。我房间的墙壁被砸毁,石膏板碎片溅满地下和床上。合租人告诉我,一场大火带走了19条人命,大兴要开始整顿了。我打电话给沈乐琪,无人接听。我打电话张晟,也无人接听。我清理掉床上的石膏板,在暴露中将就一夜。夜半惊醒,感觉胸口吃重,睁开眼,不见那深蓝眼眸。楼下喧声隐隐,披衣下床,走到窗前。街道上,外来务工人员迤逦前行,男人拖着行李,女人抱着孩子。轮子哗哗滚动,人们都不说话,路灯静静地洒下橘色光芒。一个婴儿猛地啼哭起来。

张晟消失了,沈乐琪消失了,花斑猫消失了……我终于要离开北京了。将近一年时间,我闲居在老家,照顾生病的祖父,帮父亲打理庄稼。无聊时读书写作,或散步到长大的村庄,看坍圮的屋、废弃的井、繁茂的树、荒草遮没的路,听风烛残年的留守老人细诉往事。我感觉北京的一切越来越远了。我感觉我被过往的二十八年光阴抛掷到此刻。

2018年冬天,我回到北京,签第一本书的合同。经过一番周折,找到沈乐琪协会的成员。他们都说,沈乐琪追寻那些动物去了。一个胖女孩让我看了一幅《流民图》,和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不同的是,这幅一米多长的《流民图》画的不是人类,而是动物。我知道这是沈乐琪的作品,我一点都不惊异。胖女孩依然解释说:“动物也是地球的居民啊!”我看见了花斑猫,眼睛不由一热。我指着花斑猫说:“这只是我养的。”女孩说:“啊,它叫什么名字?”“叫团子,和梅西一样。”我补充说:“踢足球的梅西。”女孩说:“我知道,个儿不高是吧。”她所不知道的是,在我被拆毁的梦想里,猫叫团子,也叫乐琪。

回到故乡不久,女孩发来一个号码,说是沈乐琪的。我按捺着心跳拨过去,那边“喂”了一下,是沈乐琪的声音。不等我介绍,她就认出了我,立马向我道歉,说团子找不到了。她的语气急促而自责,一度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最终我说没关系,但立即感觉不对。那天我们没聊多久,她和同伴们在行动,挽救一车将被屠宰的流浪狗,电话中有激烈的争吵声。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加上沈乐琪新的微信。她告诉我她辞职了,如今全力投入动物保护事业。她讲起行动中遇到的阻碍和危险,让我联想起和张晟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后来,我说好久不见,能不能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她犹豫了一会儿,说自己不好看。我以为这就是答复,但她自拍了一张照片发来。她瘦了,雀斑还在,青春不在。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最终忍不住发出那句不能再通俗的祝福:“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沈乐琪回应了两个笑脸,然后说:“你知道吗?最好的祝福不是被世界温柔相待,而是历尽艰辛之后,依然能够温柔对待这世界。”

于是我想到这是我认识沈乐琪的第六年。2012年冬天,我们一起乘坐地铁,地下通道展示着《2012》的海报,电影即将重映。我随口问沈乐琪相不相信世界末日。在说话声、报站声、地铁呼啸声构成的喧哗中,沈乐琪清晰地说道:“只要有善良的人,就不会有末日。”


作者/姜泊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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