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失控


春节失控

老钟去世后,母亲迷上了整容。起先只是去美容院做护理,后来在美容小妹的糖衣炮弹下,注射了第一针玻尿酸。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打针发展到动刀,脸上时不时就多了一块纱布。我苦口婆心,还动员亲戚邻居劝她,母亲口头保证再也不折腾,但马上又预约了新的项目。我在电话里大动肝火。母亲说,我为了你们父女搭进去大半辈子,现在为了自己而活有错吗。她刚打完肉毒杆菌,声音听起来毫无感情,像计算器里说“归零”的女声。

我叫钟华,我爸叫钟国,光看名字,就知道我和老钟关系更好。母亲也更喜欢老钟。从我青春期开始,老钟就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润滑剂。每当我们两个女人的战争一触即发,他就笑呵呵地打圆场,“做人呐,在外面要精明些,在家里要糊涂些。家是取暖的地方,不是掰扯道理的地方。你们过来看看,我的君子兰开花了。”

老钟脾气好,和暴躁的母亲结婚三十多年,从未吵过架。他爱侍弄花花草草,说养花即养心,在阳台上摆满了各种绿植。站在楼下抬头望,我家阳台就像一个小小的空中花园。几年前的一个早上,老钟在阳台修剪花枝,站起来的瞬间,身体突然失衡,一头栽在地上。摔倒前,头磕到了花盆,月季花刺刮破了他的脸。母亲当时在外面和几个票友切磋《天仙配》,唱得兴致勃勃,打电话让老钟给她送午饭。拨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应答。她气冲冲跑回家准备兴师问罪,一推门,就发现了倒地不起的老钟。

老钟是中风,送去医院后捡回一条命。但落下了偏瘫,吃饭需要人喂,出行要靠轮椅,讲话口齿不清,和外界沟通要依赖母亲的翻译。母亲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再也没去过票友的活动。她一生喜爱黄梅戏,退休后常和票友聚在一起,因为声音甜美,长相古典,很受戏迷的欢迎。我偷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很美,像《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国王。她常跟我和老钟唠叨,要不是以前家里穷没条件学戏,她现在就是中国第二个严凤英。

瘫痪三年后,老钟去世,和那些卧床十年的病友相比,还算有福气。我记得那是大年初一晚上,我端着刚煮的饺子从厨房出来,看见老钟歪在轮椅上,双眼紧闭,面容安详,像一个等开饭等累了就睡着的小孩。窗外烟花腾空而起,电视上一群孩子扮成十二生肖唱着幼稚的歌。

母亲再也没有回到票友当中。她嘴上不说,但我依稀猜得出理由。她心有愧疚,总觉得是自己听戏太投入,没能及时发现中风的丈夫,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让他在轮椅上待了整整三年。当时我已在北京找到工作,怕她在家睹物思人,邀请她来北京散心。她不肯,说北京空气太干,还有雾霾,对皮肤不好。我说,那你就找点事做,发展点新的爱好,别让自己太闲着。事后回想,心有悔意,或许当时坚持接她来身边,她就不至于在整形这条路上一去不返。

腊八那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来北京过春节。我吓了一跳,又马上松了口气。惊吓是由于北漂多年,向来和家里报喜不报忧,但眼下生活实在潦倒;如释重负则是因为省下了往返路费,也不用给老家的晚辈们准备压岁钱了。

几个月前我遭遇了裁员。我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组织一群员工头脑风暴,给公司培养的小网红们写短视频脚本。那天人事经理找到我,说,环境严峻,公司效益下滑,今后想把受众聚焦在年轻男孩这个群体上,或许九零后都市男孩更适合这个岗位。一句话,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和性别歧视都占全了。我抱着纸箱往地铁站走,冷风吹痛脸颊,心想还有比年底裁员更缺德的事吗。然后中介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房子快到期了,如果想要续租的话要涨价四成。我说怎么涨这么多。他说刚通了地铁,还是换乘站,地段不要太抢手哦。

就在这么倒霉的一天,我遇见了黑妹。黑妹是条土狗,雌性,半条手臂那么长。通体漆黑,只有耳朵后面藏着一撮白毛。我是在菜市场后面的垃圾回收点遇到她的。她当时躺在一堆烂菜叶子里,瘦骨嶙峋,奄奄一息,身上都是皮癣。估计对自己短暂的一生已充满绝望,我抱起她时,她一动不动,眼神微茫。我想到了“丧家之犬”这个成语,把她带回了家。起先我给她起名叫“转运”,但这个名字唤起来气流不畅,沉闷暗哑,后又改名“黑妹”。

去北京站接母亲的那个早晨,我把黑妹放在膝盖上,语重心长道:“今天来的女人是你姥姥,她最讨厌狗,所以你要表现好一点。不许乱叫,不许咬她的高跟鞋,不许蹭她一身狗毛。”黑妹歪着头看我,双眼像一对染色珍珠,明亮却茫然。

春运期间的站前广场,呈现一种有序和无序交替的热闹。人们排队检票、安检,缓慢行进。偶尔冒出一个乞讨的、算命的、闹事的,人群又像被病毒侵入的细胞,散开,乱窜,然后重归序列。我在出站口等母亲,一个醉鬼突然冲到面前,噗通跪下,咣咣磕头。他紧抱住我的双腿,哭着求我给他一点钱,好让他买票回家过年。我说你快起来,我没钱给你,这年头谁还带现金啊。醉鬼抱我更紧,头磕得更响。他的棉裤腰松了,露出半截棕色的屁股。我掏出手机说,你再不松手我就报警了。醉鬼说,你有钱买苹果手机没钱帮我。说完就伸手来抢我的手机。我高举着胳膊拼命挣扎,脸上糊了一层酒气。一位大叔路过,大喊一声“警察来了”,醉鬼转身跑掉。大叔笑嘻嘻道:“看来是装醉,还知道躲警察。”

我用力跺脚,抖动羽绒服下摆,好像这样就能抖落醉鬼的气息。再抬眼,看见母亲已经出站,正款款向我走来。她依旧苗条,羊绒大衣凸显腰身,鞋跟超过五厘米,小腿肚紧紧绷着。待她走近,她的脸比醉鬼更令我感到悚然:鼻梁突兀高耸,如地壳相撞后挤压出的年轻山脉;皮肤漆白,眼睑青肿,眼角处隐约看得见细细的刀口。在整形机构的洗脑下,她过分追求欧式长相,曾经的古典气质荡然无存。我咬牙切齿道:“你是不是又去手术了?眼睛下面怎么回事?你这个岁数全麻手术很危险你知道不?”母亲说:“你过年都能给自己买个新包,我为什么不能新年新气象,给自己换张脸?”她这话明显是抬杠,但声音机械,听不出情绪,嘴角似乎被什么牵引着,没法大开大合。

我知道劝解无用,发火无用,只好说,“走吧,先回家,有点远,要一个多钟头。”我们沉默着进入地铁。自从没了老钟,我和母亲之间就少了缓冲地带,每次沟通,就像两个粗粝的齿轮碰撞在一起,声音嘈杂,冒出刺眼的火星。还有几天就是除夕,地铁里乘客不多,随处是空位。一个乞讨的残疾人连爬了两个车厢,可能也觉得人少没劲,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下了车。

我长得一点都不像母亲,黑皮肤,塌鼻梁,肿眼泡。小学时母亲接我放学,同学们都惊呼:“那是你妈妈?长得很像电影明星。”我语文成绩不好,却已知晓潜台词的杀伤力,人们对母亲的赞美,等同于对我相貌的惋惜。但母亲对我没有继承美貌这件事毫不在意,那个年代的主流教育,让家长们相信丑陋是福,成绩至上。我笃信了她的观点,学习还算用功,考上一所凑合的大学。直至毕业后被现实施加以重拳,才发现好运气总是更轻易垂青漂亮的女孩。

新租的房子在六环外一处老小区,去最近的地铁站还要乘坐五站公交。一室一厅加一个大阳台,每月房租两千五。房东就住在楼下,夫妇俩四十多岁,男的是公务员,女的在大学教心理学。他们没有子女,据说结婚二十年一直丁克,没有假期也要制造假期去各地旅游。近两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想要个孩子,领养的还不行,拼了命也要自己生。有次我被邀请去他们家里做客,坐在沙发上喝茶,对面墙贴满了两人旅行时用宝丽来拍下的合影。房间格局不算开阔,空气里的中药味盖住了茶香。我知道那是女主人用来备孕调理身体的,早晚各煎服一次。

黑妹见到母亲就开始吠叫。母亲踢了她一脚。我抱起黑妹,摩挲着她耳后的白毛。我说,妈,你能不能温柔一点,黑妹只是怕生,熟悉了你的气味后就不叫了。母亲说,养这么个东西,费钱又费时间,还不如养一个孩子划算。对了,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我说,长得丑,没人要。

其实前不久我喜欢上一个人,是附近宠物医院的医生。他很年轻,剃着寸头,口罩遮住了半张脸。给黑妹检查毛发里的跳蚤时,眉头微皱,眼睛里涌动着柔柔的光波。后来我打听到他上班的时间表,找借口又去了几次医院,给黑妹打疫苗,做体检,买宠物保健品。他耐心解答疑问,一笔一划书写诊断书。我指着诊断书上主治医生的签名,哈哈笑道:“你叫郭振兴,我叫钟华,我们加在一起就是振兴中华。”郭医生抬起头看我,干笑了两声,笔尖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了几道,“黑妹已经很健康了,你不用再带她来医院了。”我知道这算婉拒,之后再也没去过宠物医院。如果说成年人的感情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各自留足体面。失业叠加上这次微小的失恋,我沮丧了一段时间,空出的大把精力全部投射在黑妹身上。我给她采购最贵的狗粮,买进口的玩具,每月做两次椰奶SPA。至于我自己,路边摊吃得甘之如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听着黑妹起伏的呼噜声,心里涌上一丝遗憾和酸楚:我连郭医生完整的长相都没见过呢。随后又补偿性地安慰自己,或许他只有眼睛好看,口罩下面都是玫瑰痤疮,嘴唇上布满疱疹。

母亲开始整理行李箱。除了洗漱用品和土特产,里面塞满了衣服。其中有一套刺绣连衣裙,我很多年前就见过,是结婚纪念日时老钟找市里最好的裁缝制作的。藏青色绒面,小翻领,微收腰,大裙摆。袖口和下摆绣着几朵淡黄色牡丹。我不知道牡丹有没有黄色的品种,但母亲穿上这条裙子好看极了。每到阳光明媚的时候,她就把它挂出来,轻轻抖落上面的灰尘。她只有参加黄梅戏票友友谊赛的时候才会穿上这条裙子,大部分时间只是温柔地抚摸,像新娘呵护自己的婚纱。

我问她,“你怎么把这件带来了,也不怕放在箱子里压坏。”母亲说:“快到你爸忌日了,他没来过首都,我想穿着它去天安门前照张相。”提到老钟,我鼻子一酸,背过脸去,“妈,明天我带你去茶馆听戏吧,春节这几天应该还有演出。”母亲绕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其实我来北京还有另一件事要做。”那是某个整形机构的宣传手册,春节前后在北京有宣讲活动,参加宣讲会即可获得免费咨询,现场预约整形还能享受五折优惠。母亲说:“这一次我帮你也抢了个名额,咱娘俩儿一起去。我可以出钱帮你垫个鼻梁,就当是送你的新年礼物。”

我一时间以为自己听错,“你不是认真的吧?你大老远跑过来不是为了和我过年,而是为了一个打折的整形手术?”她说:“我是想和你一起过年啊,也想让你变得漂亮一点。长相也讲究风水,脸上改动一点点,或许你马上就能找到好工作和好对象。”我冷笑着,双手微微颤抖,内心充斥着被欺骗和背叛的羞耻感。我把宣传册丢到地上,黑妹踩了上去。“我都三十多岁了,你早干嘛了。要去你自己去吧,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哪儿也不整。”

我曾因为爱美之心挨过母亲的打。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和朋友结伴去理发店做了离子烫,又去首饰店打了耳洞。我摸着微微红肿的耳垂,喜滋滋地想,很快我就能够戴上漂亮耳环,成为时髦女生了。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准备晚餐,我凑上去,给她展示我的双耳和新发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左脸已经挨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我头脑空白,心跳紊乱,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母亲劈头盖脸骂我,“都高三了,为什么还要把心思放在与学习无关的事上。”我说:“不就是一对耳洞,又不是杀人放火,你至于吗。”母亲火气更盛,“怎么不至于,你看看你,成绩不怎么样,却像个小太妹,打耳洞还不告诉我,竟然敢先斩后奏。”我揪掉两个耳钉扔进洗碗池,血液从新鲜的创口冒出来,“多大点事,还先斩后奏,你以为你是谁?”母亲抬手又是一个耳光。我气愤得忘记语言,只剩下歇斯底里的大喊。老钟听见喧嚷后急匆匆跑进厨房,手里拿着双氧水和棉球,“大家今天心情都不好,各让一步吧。钟华,快涂上药,别感染了。”

耳洞事件后,我和母亲冷战了很久,如果没有老钟的调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归于好。后来我上了大学,学习化妆和服装搭配,并重新打了耳洞,母亲再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那两个耳光始终没有被彻底遗忘,成了我青春期最屈辱的记忆。我并非不想变得更美,也曾想过要不要去打个瘦脸针,做个半永久纹眉。但当这件事被母亲允许并鼓励的时候,我就感到恶心、排斥,不知从哪里激发出了绝不整形的倔强。

母亲赶走黑妹,捡起宣传册,抖掉封面上的狗毛。我们再度陷入沉默。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了分歧,最好及时打住,否则再争论下去势必发生更激烈的争吵。我借口离开,说要去问候下房东,来个人住这么多天,还是要和人家说一下。 

房东家的门窗敞开着,刺鼻的中药味在整个楼道弥散开来。我轻扣防盗门,无人应答。探进头去,却看见女主人坐在地上,头发蓬乱,脸埋进双膝之间。我转过身,想要悄悄离开。她在背后叫住了我,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我放下母亲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问,你没事吧。她摇摇头,整张脸皱缩着,比实际年龄看上去更老。她说,刚从医院回来,好不容易怀上的胎儿,没有胎心。我说,你老公没回来吗。她说,他在上班,还不知道检查结果。我说,那你更要好好休息,别太劳神。我妈来了,会住上半个月,你晚上来我们家一起吃饭吧。她点点头,忘了说谢谢就关上了门。

我还是陪母亲去了那个宣讲会。距离太远,几乎横穿北京。她初次来京就去这么远的地方,恐怕会迷路。而且我在身边,或许能阻止她心血来潮又预约了什么整形项目。我说,大过年的不放假,还搞大型促销,怎么想都非奸即盗。母亲说,你不懂,假期是整容的好时候,在家恢复几天,然后漂漂亮亮地去上班。我想起很久前看过一档调解节目,有一期是母亲整形上瘾,非要把自己弄成赵雅芝,子女苦劝不得,只好求助节目组。我盯着公交车司机的后脑勺,心想要不要也偷偷报名上节目,或者直接把母亲骗到心理诊所。进而想到女房东是心理学老师,或许可以找她咨询。

宣讲会在一座办公楼的小礼堂里举行。门窗狭窄,室内散发着霉味。我们来晚了,只剩下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母亲责怪我赖床,差一点就没了座位。我说,我怎么知道大过节的还有这么多闲人不在家待着,跑过来听这个。我环视了一下现场,来者几乎全是女性,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很多都是母女同行。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性走到台前,人群开始鼓掌。她鞠了个躬,用PPT展示了几组整容前后对比照,介绍了公司的专利技术。我说,这些照片一看就不是同一个人,太假了。母亲示意我不要出声。随后又上来一位专家,给观众介绍什么才是标准脸。如果说上一个环节还披着科学的外衣,这个环节就彻底变成了封建迷信。专家对着几张明星的照片指指点点,说什么样的脸颊旺夫,什么样的额头会有财运。母亲小声说,“我觉得你的鼻子太小了,会被人牵着走,容易受骗上当。”第三个环节让我彻底感到不耐烦。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堆托,轮番上台讲述整容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有的说做了丰胸手术后,出轨的老公终于回归家庭;有的说从此在职场上得到重用,一路升职加薪;更扯淡的是,有个女的说弄掉了那颗挡财运的黑痣后,第二天买的彩票就中了奖。

好不容挨到宣讲结束。主持人说凭入场券可以到专家席免费咨询。人群站起来往前涌,母亲踩着高跟鞋挤过去。我赶忙拉住她,说,你割眼袋的刀口还没彻底痊愈,能不能别折腾了。母亲说,只想微调一下上嘴唇,打一针就好,赶上打折很便宜。

我火冒三丈,提高了声音,“几千块钱一针,哪里便宜了!你算算这些年你整容一共花了多少钱?我都三十多岁了,同事的父母早就帮孩子在北京凑够了首付,只有我还租着六环的破房子!”话一出口,自己先吓了一跳。我以为我只是担忧母亲的健康,不曾想到心里其实潜藏着如此自私的欲望。

母亲反击道:“那你呢?你在那条杂种狗身上花的钱就比我有意义?你不找工作不交朋友,整天和狗一起玩就更有意义?”

我一时语塞,各种混乱的情绪在心中竞相蚕食。好像被戳到了痛处,被揭开了遮羞布,好像我一直漂浮在生活表层而此刻不得不跌入更深的裂缝。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剩下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母亲看我哭了,似乎有些不忍,语气放轻了些,“算了,别吵了,你爸忌日快到了,他肯定不想看到咱俩这样。”

她提到了老钟。这让我突然揪住把柄。我抹掉眼泪,冷冷说道:“别把我爸拉出来,要不是你,他最后几年会过得那么没有尊严?”

这次轮到母亲讲不出话了。她立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在这场吵架中占了上风,心里却痛得要命。我猜不透她的情绪,她的脸实在太僵硬了,双眼冷静得像被雪封住的湖。

我和母亲继续同住一个屋檐下。那天吵架后,她想过买票回老家,但那条线路的车票早被抢空,连站票都没有剩下。我们爱对方,又同时厌恶彼此,就此达成新的默契。晚上,我们背对背睡觉,小心翼翼蜷起身体,以免触碰到对方。早上,她先起来做两份早餐,吃完自己的那份后就外出逛街,而我则等到她离开后再起床。她关心我的起居,偶尔会提醒我饭在锅里;我担心她在外迷路,她回家晚了就问她去哪了。但每次说过这些话后,我们就迅速错开眼神,去忙自己的事情,好像暴露了什么令人羞耻的秘密。

转眼就是除夕。我以为北京的春节一定寂静无聊,但那天傍晚还是听见了满街满院的爆竹劈啪作响。母亲说大城市不是不允许放鞭炮吗。我说好像五环之外可以。她点点头,说冰箱里的食材不够做年夜饭了,出去买一点。我把钱包里的零钱都塞给她,说多带点钱,蔬菜水果店都关门了,大超市这两天坐地起价,东西卖得很贵。

直到天黑母亲都没有回来。我有点担心,打电话给她,才发现她的手机落在了家里。我坐不住了,牵着黑妹出门,沿着去超市的路找她。路灯下有个小男孩,手里握着一大把花火,同时点燃,白亮的火光绽放开来,像漫画中超级英雄手心发出的光束。我们继续往前走,空气里都是烟尘,突然炸响的鞭炮吓得黑妹夹紧了尾巴。我们绕开人多的地方,母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她蹲在路旁,身边燃着一团跳动的火苗。灰烬在空中飞舞,母亲被呛到,猛烈咳嗽了一阵。

她在给老钟烧纸。我说,这里不能烧纸的,被抓到了会罚款。母亲说,快了,还剩下一点。说完把怀里最后的黄草纸扔进了火堆。母亲的脸被火光映着,没有一丝皱纹,我却看到了满是尘垢的沧桑。我说,我爸这辈子其实挺幸福的吧。母亲说是,挺有福气。我轻声道,多亏了你照顾。或许故人的灵魂真的会在某些时刻归来,老钟再次成为我们母女之间的粘合剂。我们望着火苗一点点熄灭,我感到我和母亲之间的冰墙在一点点松动,融掉。

我和母亲提着蔬菜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我看见女房东正坐在台阶上,泪水从指缝里汩汩地涌出来。我和母亲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道该不该当做什么都没看到。尴尬了半分钟左右,女房东抬起脸,说,和丈夫吵架了,不想回家,可不可以去你们那里坐一会。我连忙扶起她,说,本来就是你的房子,该来就该,别这么客气。

母亲煲了汤,又炒了两荤两素。我本想开几罐饮料代替啤酒,因为女房东刚刚流产,母亲的眼袋也没有完全恢复。但他们都说,过年了,还是想喝一杯,用酒冲洗掉霉运。春节晚会开始了,几个脸熟的主持人穿红戴绿,挂着标准的笑容给全国观众拜年。但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几杯酒下肚,脸红耳热。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盖住了室内的声音。

我给女房东盛了一碗汤,在一片嘈杂中提高嗓音,“新年快乐,注意身体,补充营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女房东也高声回应我:“不会有了。都这个岁数了,太难了。”我脱口而出:“之前不是过得挺好,为什么一定要生个孩子呢?你是研究心理的,应该比一般人更看得开。”母亲在桌子下面狠狠踹了我一脚,我才意识到说错了话。女房东倒十分坦诚,“因为啊,男女之间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母亲顺着话题接下去,“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整容吗?我以前那么好看,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心。后来眼看着自己一天天变老,我实在太害怕了。”我不甘示弱,冲着她们喊道:“那我为什么要对狗这么好?因为我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朋友没爱人,我一无所有啊!”

外面的鞭炮声突然消失,周围又恢复了清净,电视里传出五十六个民族载歌载舞的声音。我不好意地看看女房东,女房东不好意思地看看母亲,好像刚才的掏心掏肺,不过是一场不值一提的宿醉。我们岔开话题,聊起潘长江的小品,互相帮对方把汤碗填满。除夕之夜,我小小的出租屋,成了一群失败者的临时避难所。我们在生活中失去重要的东西后,又去牢牢地抓住别的东西,以为只有这样,剩下的人生才不会失焦。

除夕之后,女房东和丈夫去了香港,准备尝试一下试管婴儿。我和母亲再也没提过吵架的事,对女房东的秘密也缄口不言。我带她去天安门看了升旗,她在大衣底下穿上了那条刺绣连衣裙。我没想到,春节期间的北京,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早早起床,顶着寒风,来到广场上看一场升旗仪式。国歌结束,国旗卡着最后一个音符升至杆顶。人群渐渐散开。我问母亲冷不冷。母亲说不冷。我说,那你唱一段《天仙配》,我帮你录个视频,留作纪念。

母亲先试着哼了一遍,她脸上的肌肉恢复了一些,但唱戏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长音总是唱不饱满。她有点灰心,说算了,不唱了。我说没事,一回生二回熟。她又清了下嗓子,以围巾当水袖,缓缓地移动起腰身。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甘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起风了,周围有点冷,我呼出的气喷在手机屏幕上,化成一片水雾。我看见模糊的视频里,母亲仿佛变年轻了,没有欧式眼,没有通天鼻,她又恢复成女儿国国王的样子。紧接着,老钟也出现在视频中,起先还坐着轮椅,但很快就站了起来,笑盈盈地走到母亲身后,温柔地托起母亲的手,唱起了董永的唱词。母亲大衣下面露出连衣裙的下摆,上面的几朵黄牡丹随衣裙摆动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竟飞了出来。它们轻飘飘地飞过人群,飞过红墙黄瓦,飞过白鸽白云,越飞越高,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作者/李濛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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