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


异乡人

就像猎人端起了枪,我们掏出乘车卡和零钱,盯着渐渐放缓速度的211路公交,预判司机的刹车点,车门“嘶”的一声打开,我随着人群一拥而上,比任何灾难片都真实。每当此时,我就很羡慕那些乘坐冷门线路的人,他们抬腿上车的悠然,和挑选靠窗座位坐下的潇洒,仿佛占据了一个新的城市阶级。

过了东门和水库,211从拥堵的车流里分离出来,经过高架桥,驶上梧桐山,山路在盘旋中逐渐收紧成一条标准的四级公路。从留医部到梧桐山公交总站,总长10公里,途经12个站点,算上步行、等车、拥堵等原因,用时大概在一个时。若是在工作日早晨下山,或者在周末夜晚选择上山的话,则在两至四个小时不等。我计算过,把这条窄隘的路耽误的个人时间加起来,比人类的文明史还要长三百年。

大望桥上挂着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几个老头在牌子下面聊天,手里拿着用鱼线和塑料瓶做的简易垂钓器材,丝线在路灯下闪跳,隐没到青蓝的河水里,周围泛起气泡和一圈圈涟漪。车上只剩零星乘客,又往山的方向行了几站,司机仪式性地把后门开了又关,在山路上尽情疾驰,越来越靠近终点。

“嘶”的一声,前后门一起开,我下了车。

山上的夜比山下的夜更像夜,晚上七点,天已经黑出了十点的样子。建筑都是民房,高一点的也不过四五层,临街的小商铺灯火通明,在山体的投影下,照亮了门前的一小片地。我穿过两条街巷,在桥上站了会儿,云朵披着月色接连流过山峰。最美的事物也最单调,云就是这样。它能把一切靠近它的东西变美,或衬托得更美。

梧桐山海拔九百多米,是深圳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终年和云雾为伴,有时被云眯着眼,有时被云笼着腰,遇到下雨天,云雾就会散开,在山林间散漫地游荡。推开我房间的窗,就能看见没在云中的主峰,得益于南方的气候,四季都是一样的青翠。 我爬过一次梧桐山,山顶上伫立着块毫无美感的大石头,刻着“鹏城第一峰”,石头下面名为“天池”的浅水池子,里面有一些蝌蚪和烟头,此后我再也不去了。

楼下平台上坐着几个孩子,低头捧着手机玩游戏。他们都是本地人,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些道士和国学爱好者,用于开设辟谷和灵修课程,吸引山下的有钱人。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梧桐山安宁的环境里滋生了一大批伪知识分子,南方系的媒体每隔几年都会报道一次。有个稍大点的孩子冲我露出笑容,说好久不见了,我有些惊愕,刚想说点什么,他又低下头沉浸在游戏世界中了。我跺脚把声控灯弄亮,走到二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孔。声控灯灭了好几次,等一灭,我就跺脚,再接着开门,等光亮在钥匙跟锁孔发出的摩擦声中再次熄灭,形成了一个漫长的影音节奏。我有些急躁。身后的门开了,头发白了一半的房东不满地打量着我。

“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有东西忘拿了?”他语气竟出奇地平和。

我没有说话,每当我遇到不知如何作答的问题,我就沉默。沉默是有姿态的默认和妥协,仿佛能解决一切。

他摘下腰间的钥匙串,挑出一个钥匙,轻松打开了房门。房间里一览无余,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白色的简易衣柜。这衣柜是我刚搬进来时在宜家买的,一起扛回来的还有一套桌椅,一张地毯,和一个拉杆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香薰蜡烛、晾衣架、卷筒粘之类的小东西。可此时房间里属于我的,只有那个衣柜,上面还落了灰。

“你搬走后,这间房就一直空着,还没有人租呢。这衣柜是你的吧?”

房东把钥匙重新挂到皮带扣上,那上面全是半月形的银色钥匙,而我手里的这把是扁平形状的,钥匙扣上还有一个蓝色的门禁卡片,上面写着“布吉·大都汇”。

“我搬出去很久了吗?”

我在房间了转了一圈,墙壁上有很多的钉孔,走线槽被经年的污痕包裹着,厨房的墙壁上有一块浅褐色的阴影,那曾是挂油烟机的地方,我怀疑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不是下了班不自觉地就回到这儿了?”

我点点头。

房东露出理解的笑容:“我一开始就想到了,以前也有人这么办过,住了这么长时间,难免的嘛。”

他接着笑:“我儿子在国外读研,我跟你说过的,前几天他打电话说总是梦见回家,又找不到家门在哪儿。其实啊就是住习惯了,晃神了呗。”

我并不记得他跟我说过他儿子的事情,但我仍点点头,用沉默为这次意外画上一个句号。返程的211路公交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开始想象这是一场梦,或许我在某个地方睡着了,可经过深港水库时,沿路的提示牌上的文案那么清晰可见,我完整地读了两遍。

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夏芽,她说,我在楼下等你。我问,是大都汇吗?不然呢?她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

二手玫瑰的魅力,只有到现场才能见识到。我在一本小说里知道的这个乐队,那会儿天涯的舞文板正火着呢,小说讲述了一群活不明白的年轻人,寻找激情和希望的故事。作者发了不到一万字,就被出版社签下,销量和后来的天涯的境遇差不多。二手玫瑰渐渐地火了,主唱梁龙经常在798艺术区举行小规模的论坛,邀请一群音乐人谈市场,谈理想,他们的意识已经相当成熟,毫不避讳对金钱的需求,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在B10 Live house ,梁龙露着两条粗壮的大白腿,在绚烂灯光的映衬下恍如妖魔,他说跑了一年的音乐节挣了钱,要发新专辑了。一个女孩冲台上呐喊:骚货!然后有人吹了一个安全套扔到空中,起起落落,拍到了吉他手身上又反弹回来,夏芽一跃而起抓起了安全套,用钥匙怼爆了,闷响被电吉他声盖住。她大概有1米7多,或许是灯光或者她化妆的原因,目光所及之处挑不出一点缺陷。

“白痴才会觉得这么玩有意思。”她气冲冲地对我说。

我请她去旧天堂书店坐一坐,她同意了,但我并不擅长与人对话,好在她很善谈,说自己刚考研失败,现在到处旅行,还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激情和希望,没有了,懂吗?没有了!”她说。

分别时,我买了单,夏芽为了表现女生的独立性,送了我一本欧·亨利的小说集,因为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欧·亨利笔下的女性意识。她把论文发给我看,论点浮泛,引用的文献太大众化,但我还是赞美了一通。我想再约她出来,可她已经不在深圳了,不告而别的理由是嫌我没有审美,那种水平的论文都夸得出来。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戳破我的小心思后嬉笑的模样。

夏芽先后去了上海、云南、日本,后来就不知道去了哪儿,她的朋友圈成了一片空白,我以为她把我删了。还是在B10 Live house,周云蓬在开场前放了一段牵着导盲犬在拙政园散步的视频,提醒大家注重盲人的相关权益,后面是一些音乐人的声援,最后露面的李志引起了群呼。周云蓬唱的最后一首歌是《不会说话的爱情》,夏芽打来语音电话,我赶紧接了,现场声音太大,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索性就不说话了,就那么一直听着。“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更美的人到来”,副歌部分重复了很多遍,我看着手机上通话时间一点点叠加,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到来了。

我在留医部下车,步行到附近的翠竹地铁站转三号线,晚高峰已经过了,路人坐在人潮冲洗后的座位上,把目光沉浸在手机屏幕里,一副疲倦模样,可孤单就是孤单,越掩饰,越真切。就像在夏芽家里聚会上的我。我本以为夏芽遭遇了什么不幸,早早地给她留了一块地方,可夏芽就是夏芽,她怎么会以求救者的姿态出现呢。她发的定位在盐田靠海边的一个小区,去的人还有她的其他朋友,十几个人说说闹闹,我一直在低头玩手机。有人试图带我进入大家的话题,但我闪躲掉了,然后与他们匆匆告别。对物品的期待落空后,感到的是失落;对人的期待落空后,感到的则是孤单。她的某些特质令我深深着迷,可那又是令我难以接近她的原因。

夜里,夏芽打来电话说人太多了,没有招待好我,希望别介意,还说要爬梧桐山,让我陪她。聊完这些,我们就沉默了,过了会,手机里传出她均匀的呼吸声。

我们在傍晚时分爬到了峰顶,风很大,天很蓝,从山上看山下,城市像一卷铺在脚下的微型地图,不如从山上看山上美,因为我们太熟悉下面的世界了。下山时,天空聚集了一片厚重的云层,云浪翻腾,落起了雨,很凉。她累坏了,在我家洗了澡,我拿出新浴巾、牙具,还有玫瑰味的洗发水给她用。她说看不出来,你这备得挺全啊。其实这都是为她准备的,我还想过养只猫,让她一进门就看到这一切。我在地上铺了层毯子,躺下舒展疲累了一天的身体,她调侃似的问家里有没有安全套,我说没有,其实安全套就压在衣柜下面。 

我一夜无眠,试图想明白了我们的关系,和以后的可能性。我们彼此吸引,又彼此设防,因为怕付出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索性在同一个虚假的语境下交流,等隔阂溃败,等爱意决堤,一切美好和不堪都无可掌控地涌出去,覆水难收,自作自受。我感到无比的倦苦。夏芽在早上接了个电话,轻轻拍了拍我说要走了,我假装困顿地“嗯”了声。她走后,我偷偷从窗户往下看,她慢慢走远的背影,看起来很孤单,我觉得她不会再回来了。

“我就不请你上去了,家里有人。”高耸的银蓝色大厦,来往车流的噪音,剪了短发的夏芽,这一切让我忽生一股强烈的抽离感。我很想念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想,尽管她就站在我面前。我还有很多疑惑想理清,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别这么看着我!只是你推开了我,而我恰好过了会挽留人的阶段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把一个白色的行李箱推过来,是我的那一只。“能装的都装了,还有些东西不方便拿,回头给你寄过去吧。”

“我记不太清了,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还是希望能从她这里得到一点解答,当下这个结果之前的解答。

“祝你以后,一切都好。”

夏芽转身走了,也许我可以叫住她,强行问出点什么,可她的背影把我这个念头杀死了。她走得很决绝,像丢完垃圾后的转身离开般理所当然,除非发生意外,否则不会回头。“意外”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接近不幸,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不幸。

一辆白色奥迪在路边发出悠长而刻意的鸣笛,驾驶位的车窗降下来,司机冲我挥挥手,我拖着箱子走过去,竟然是朱总。

“上车。”

我把行李放进后备厢,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车子启动,混入车流,缓缓行驶。

“我下班就过来了。我想要是没遇见你,那就算了,如果遇见了,就转达一下他们的话。”

“他们说什么?”

“如果需要时间,公司可以给你放假,铁心要走的话,也欢迎你随时回来。”

我有些愕然,这话我也对其他人说过几次。

我在公司呆了四年,经历了三轮融资,盈利的目标依然难以实现,有时跳出来看看我们这伙人做的事,也不过尔尔,远没有以为的那般伟大。但仅此水平,就已经耗尽我们全部的精力和才华了,这才是最悲哀的。公司先后走过几位老同志,把股权折现,各自开辟新战场去了。我们分别宴上都喝得烂醉,相互鼓励,肯定对方做的事情,诚恳得像个要糖吃的孩子。可是那些离开的人,后来都没有了消息。

“我们去哪儿?”

“喝顿酒吧。”

我们到了经常吃的一家老北京火锅店,开在向西村的巷角里,经历过一次严厉的扫黄行动之后,楼凤和这家店的生意都一起被清理走了。老板把炭火装好,依然很热情,羊肉卷一下锅就泛起了白沫,明显是水注多了。我一口饮尽杯中的白酒,灼痛感从喉咙一直烧到腹腔,很真实。

“是因为失恋吗?”

“我不知道。”我想他看到了我刚和夏芽在一起。

“怎么会不知道呢,人的离开都是有理由的。” 

朱总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能跟新同事聊热搜上的八卦,偶尔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动态,是高管中看起来最年轻的一个。有次我们去西藏出差,我取登机牌时看了他的身份证才知道,他已经49岁了,又在他弯腰托运行李时注意到他的发根都是银白色的。若是平常面对一个49岁的人,我会将其定义为中年人,但这个年纪安在朱总身上,我就感觉他比老人还要苍老一些。

我们曾有一年的时间不间断地出差,每天醒来就要花几分钟回想身在何方。每到一个地方,朱总都会抽时间去当地的寺庙道观,拜神求签,买一些开过光的纪念品。我总是在门口等他,目光穿过糟旧的门槛,烟雾缭绕中,朱总跪在蒲团上,窄窄的半截黑影,伏了又起,像祈福,更像求饶。这使他的灵魂更像一个老人。

朱总有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朱嫂一度精神失常,调治过来后就开始信教了。每当熟悉的伙伴要离开公司,朱总就会谈起孩子的事情,用很轻柔的语气说人的离开是有理由的,像在刻意抚摸一道经年的伤疤。我们在西藏谈成了一笔单子,朱总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但仍推迟一天回深圳,他去了布达拉宫,带回来一条白色哈达,晚上回到酒店很开心地跟朱嫂还有刚满一岁的孩子视频通话,孩子一直哭,哭声有间隔,但没起伏,像天鹅的叫声。大概半个月后,我和同事去朱总家里探望,他的第三个孩子也去世了。朱总和朱嫂看起来一切正常,我们只打算坐会儿就走的,但朱嫂不让,张罗了一大桌菜。朱总在席间非常认真地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无论在哪里讲,什么人讲,都不会有人笑,但大家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笑话。

袅袅白烟从一间房门的缝隙里飘出来,我以为什么东西着了,推门去看,一时呆愣在原地。房间里堆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和玩具,还有一个简易的儿童滑梯,一条长方形的供桌靠墙放着,墙上钉了张白色铁丝网,挂着朱总从各地庙观搜罗到的纪念品,缠绕在一起如怒放的花朵,还有个蓝色的小音箱,在吟诵着什么。桌上立着三个高大概20厘米金色的孩童塑像,每个塑像前面都放着相同的香炉和零食、饮料,饮料都是打开的,里面插着吸管。

“孩子在屋里玩呢,不用管他们。”朱嫂冲里面喊道:“这是爸爸的朋友,你们都乖一点。”

我缓缓关上了门,手心出了一层汗珠。

“是古曼童。”朱哥说,“你嫂子觉得这样做,孩子就还在家里。”

“那里面装的是……”

朱总笑笑,没有说话。

半斤白酒下肚,接下来的酒,就没有了滋味,像喝水一样顺畅,周围渐渐虚幻起来,一不注意就旋转。我发现朱总的手机壳上挂着一个牌子,正面印着一个青衫女子怀抱着白狐的动漫图片,背面是透明的,里头装着一些金黄色的液体,和几个说不清形状的小零件,看着很劣质。

“这是佛牌,你嫂子在网上买的。”

“你信这个吗?”

“我在试着信,但没成功。你看这图片,就是网络小说的封面嘛,估计也是义乌产的。家里那几个古曼童,也是假的,我托人把孩子葬在老家祖坟里了。”

我确信我喝多了,才会问出这个问题。我很怕在这方面触动到他。

“但你嫂子不知道,家里稍微有点动静,就说孩子在跟她闹呢。我也想过离开,可就算不喜欢现在的状态,换一换就会好吗?可你不一样,你还很年轻。如果觉得离开之后感觉不错,跟我说一声。”

“你也要走吗?”

“我想领养一个孩子。”

反胃感涌上来,我走出火锅店,寻了个没人的角落呕了一会儿,秽物从鼻腔和嘴里一起涌出来,又呛又辣。一回身,街道比刚才更宽阔了些,面前是一家没有招牌的小卖铺,挂着泛黄的皮门帘,里面是一排玻璃柜,摆满了颜色鲜艳的小零食,戴着老花镜的老人倚着柜台,在看一个很小的黑白电视。我走进去,老人把目光移向我,但我没有停留,绕到他身后,一扇铁皮小门前,门上横拴了几根橡皮筋,门框上钉了黑色的橡皮垫子,我轻轻推开,走出去,门自动关上,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栋黑黢黢的居民楼。我笑了,确信这是一场梦。这是我以前的家,搬走至少已经十年了。

我走了进去,等眼睛适应了周围的寂暗,看清台阶,踩上去,感觉真切,扶上栏杆,沾了一手灰尘。我开始向上奔跑,每一步都跨越好几个台阶,在应该是顶楼的位置,又向上延伸出了一道楼梯。我继续跑,原来插在一楼左侧住户门楣上的干枯茱萸,忽然出现在右侧,丢弃在三楼角落的旧扫把,和二楼塑料桶挨在一起,楼层里也开始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有的蹲在地上,一言不发,有的在边敲门边低声谩骂,更多的人从楼上跑下来,形色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我们长着一样的脸。


作者/刘酿苦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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