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我的精神家园

那天我晚班。一个普通的夏夜。

我下班后骑电摩回家——当时夜里十一点,喧闹了一天的城市悄然睡去,偶尔驶过的汽车轰隆声清晰可辨,犹如城市的呢喃——刚走到村口,就看见高哥。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非常矮,但比我略高,死鱼眼,半秃,大肚子装满小肚鸡肠。他夏天总是穿一件松松垮垮的背心,灰白格子大裤衩,一双从洗澡堂子顺的、鞋尖铰了豁口的蓝色拖鞋。高哥招呼我过去,一偏腿坐在电摩后面。我是一名外卖员,电摩屁股上固定着一个饭箱,因此高哥的屁股挤上去,我被压缩得只能向前挺胸。这让我既尴尬又难受,但高哥是我的房东,他想偏腿我不让他偏,就显得我不懂事。我都三十岁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高哥家是一栋二层小楼,他们村的建筑大抵如此;一层家用,二层外租,因毗邻客运站,村里的租户相当集中,并拥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我把电摩停在门洞充电,准备上楼,高哥把我叫到一楼客厅。我在他家住了两年,这种待遇还是第一次。客厅的装潢简单而念旧,一套木质沙发,木质茶几,笨重的电视柜上面蹲着一台笨重的电视机,房角矗立一台空调立式机,上面盖着一块白色镂空方布,并由一只塑料盆栽镇压。

茶几上摆着四样菜,拍花瓜、洋葱木耳、水煮花生、凉拌腐竹,以及一瓶呆头呆脑的劣质白酒。我受宠若惊,“高哥,有什么事吗?”他说:“你在我家住了多久?”我想了想,刚搬来时是个冬天,我记得手背上的冻疮,“两年半了。”他拧开瓶盖,空气中顿时逸满酒精味道。他给我倒了一杯,再给自己满上,举杯,“走一个。”我抿了一口,艰难吞咽,嗓子像塞了一把钉子。高哥说:“我这里来来回回住过不下一百号人,你是我觉得最实诚的。”我被那口白酒蜇得头疼,没听清,问了一句:“什么?”高哥以为我没领会他的措辞,只是修订了最后四个字,“最诚实的。”又说:“这两年多,我催缴过你房租吗?”我说:“没有。”这是实话,因为我每次都准时转账,没有给他表现大度的机会。

我突然有点自责,好像我坚持的主义伤害了他人利益,我顾不得嗓眼儿里的钉子,主动跟高哥敬酒,“让你破费了,你看,还弄这么多菜。”高哥不以为然地摆摆手,“打算请你下馆子的,但我常去那家拆了,其他又吃不惯,就因地制宜随便弄了几个家常菜。”我被因地制宜这个成语折服,没想到高哥看上去没什么文化,谈吐却不一般。他接着说:“你就安心住下去,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更不要跟其他两个租户学坏,打了一声招呼就搬走,太不实诚。你说是不是?”我说:“是,不实诚。”他说:“那你不会搬走是不是?”我说:“是,不搬走。”

我又喝了些酒,困意逐渐将我凝固。

高哥还在长篇大论,从他爷爷那辈开始追溯,讲述他爷爷当年参加抗日战争,他爸爸参加抗美援朝,而抗拆就是他的战争。我对他的抗战没有兴趣,听得昏昏欲睡。高哥却越说越兴奋:“我们高家的根基在这里,我同意拆迁,死后有什么脸面见列祖列宗?你说是不是?”我说:“是,没脸。”他说:“现在有这个家,他们的魂魄还能回来看看,房子拆了,他们去哪儿?就算我烧黄纸告诉他们新家在几栋几楼,他们会坐电梯吗?”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感到后背冷飕飕的,酒醒了不少。他站起来,振臂一呼,“打死我也不会签字!我要誓死捍卫家园!”他似乎不放心,又问:“你不会搬走是不是?”

他的怀疑并非杞人忧天。我嘴上称是,心里却不以为然,这又不是我的家园,我捍卫它有个鸟用;而且,高哥列祖列宗回来探亲,走错门就尴尬了。

我应该当场表态的。

高哥喝得尽兴,搂着我的脖子,说:“我新买了一个二手智能机,配备前置摄像头,来,我们合个影。”高哥摆了一个V字形,掌心朝内。

 

我每天都能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人都很随和,甚至随意,但总会遇见一两款故意刁难的货色,恶语相向,我往往逆来顺受,担心自己流露出的烦躁表情会带来投诉。服务行业得有服务精神嘛。

这是一份顶无聊的工作,话说回来,什么工作不无聊呢?我出门就戴上耳机,一方面,骑电摩不便手持电话,另一方面,播放我最喜欢的张楚。音乐是感性的,喜欢和讨厌都说不出道理,不必强求,更无需强推。相比张楚名声在外的《姐姐》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更喜欢《上苍保佑吃了饭的人民》,可能是因为,吃完了饭的人就不用点外卖,这样我可以少跑几公里。

我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也见过许多美女,见过就见过了,不往心里沉淀,直到遇见她。

那是一个雨天。

我讨厌雨天,单纯从职业角度考虑。如果我可以坐在办公室观雨,或许我也会发表一些文艺惆怅的感触呢。但我不能,我必须穿着雨披行驶在雨中。雨天是送餐高峰。

她是一名前台。通过下单信息,我得知她叫陈婷。这个名字非常普通,但是配合本人使用就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观感,我第一次见到,就被她的美丽深深折服。我在心里对她称赞道:“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的姑娘?!”我在嘴上说:“陈女士您好,您订的外卖到了。”

陈婷经常订外卖,我隔几天就要跑一趟,后来我知道,大多时候都是她帮其他人订,她中午常去写字楼后面那条巷子吃土豆粉。我一直不理解,世上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种滑溜溜的东西?得知陈婷热衷于此,我便开始偷偷尝试。这不是味蕾的享受,而是心理的满足:坐在你心仪之人坐过的位子,品味她最爱的美食,幸运的话,还能使用她握过的筷子。

我想了很久,终于琢磨出下面这个比喻:

她就像电摩的车灯,在漆黑的夜里照亮我的行程。

光的存在不仅仅是提供照明,更重要的是,陪伴。

归根到底,我只是孤独罢了。

有时候,推销房子的女客服打来电话,我都舍不得挂掉,表露出一点我想买房子的意愿,她们就会热情地陪我聊下去,并且持续打来电话,直到她们发现我只是一个连百分之十首付都拿不出来的臭傻逼。幸运的是,这种电话层出不穷。

 

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

我十岁时幻想二十岁,觉得自己一定会英俊高大,拥有惊人弹跳力,那时我正痴迷《灌篮高手》;二十岁时幻想三十岁,虽相貌平平,身高有限,但凭借聪明才智步入上流社会应该不成问题,那时我笃信成功学,将马云视为人生导师。现在,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且失去幻想能力,不再(敢)去假设四十岁光景,或许我根本活不了那么久。有这个时间不如刷一会朋友圈,或者睡一觉;大家都这么做,我就没有负罪感。

某天开始,村子同意拆迁的住户骤增,一大半居民楼都被夷为平地;也不能说平地,倾倒的房屋尸体还横陈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人们搬走不久,到处都长满草;它们也跟人一样狡黠,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村里只剩几十户还在坚守,原本繁华的商业街迅速凋零。

我准备尽快跟高哥道别。其实,我根本不用这么扭捏;城中村租客的流动性本来就很大,更不用说面临拆迁这种不可抗力。可我就是这样的人,畏手畏脚,瞻前顾后。那天我休息,买了几样熟食和凉菜,回请高哥。

高哥说:“喝啤酒吗?我去买。”我说:“我去。”结果是我们俩一边争抢一边同往。村口的小超市还在顽强营业。高哥说:“买一包啤酒。”店主问:“凉的还是常温?”高哥说:“这大热天,当然喝凉的。”店主说:“二十。”高哥说:“不是十九吗?”店主说:“常温的十九。”高哥说:“那就要常温。”高哥摸摸口袋,对我粲然一笑,“呀,忘了带钱。”店主不慌不忙,“支持微信。”高哥说:“手机也忘了带。”我连忙支付。高哥说:“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回到家,高哥把啤酒放进冷冻室,“放一会就凉了,还多收一块钱,这不是坑人吗,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坑人。”

我酝酿了片刻情绪,不料,我还没开口,高哥先说:“我们准备组织一次抗议活动,你参加一下吧。”我说:“抗议谁呢?”高哥说:“村委会和开发商,官商勾结,压榨老百姓。”我应该快刀斩乱麻,直接告诉他我要搬走,可是我却迂回了:“你们想怎么抗议?游行吗?”高哥说:“游行多累?我们静坐。横幅都打好了。其实也不用你跟我们一样投入,你就帮忙拍拍照片发到网上。现在什么事,只有通过网络才能引起关注,他们最怕这个。怎么样啊,就这点忙,没问题吧?”我苦笑一下,“包在我身上。”

迂回失败,反而把自己绕了进去。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

我请了一天假,跟高哥去村委会示威,结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到场。这就难办了——如果我跟高哥拉横幅,就没人拍照,如果我去拍照,又没人拉横幅。高哥破口大骂:“妈的,一群软柿子,活该被拆!”最后还是高哥脑子灵活,把横幅一头绑在旗杆,一头拉在手中,我则站开一段距离拍照,好把整条标语十二个字都囊入框中。高哥看见镜头,习惯性地摆了一个掌心朝内的V字造型,我纠正他,“此时此刻,你应该摆一个愤怒的手势。”高哥说:“怎么弄?”我说:“把食指收回去。”

 

几天后,我从某小区送餐出来,看见高哥迎面走来。我一时以为自己眼花,他西装革履,提着两瓶礼品装的高档白酒。直到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才敢相认。高哥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啊?”我说:“还真没见过你打扮得这么整齐。”高哥说:“我过来看望一个老人。他是我爸爸当年的战友。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爸的命。”我说:“哦,那你去吧。”高哥说:“你下单送哪儿?”我说了一个地址,距离村子不远,他说:“那你等我一下,把我捎回去,我省两块坐公交的钱。”又说:“妈的,公交车装什么空调,还要多收一块钱;人们也是矫情,打开窗户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我有点不情愿,送外卖最讲究时效,见我有点为难,他说:“我就进去问候一声,很快就出来。”他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等他出来,一偏腿坐在后座。

那天晚上,我跟高哥继续商量对策。

高哥盯着我发出微博,期待这张照片像一颗炸弹在网络上爆发,引起轩然大波,滔天巨浪。几天过去,只有两个转发。高哥说:“你这招不灵啊?”我委婉地提醒,“高哥,这是你的招。”高哥哦了一声,说:“怎么会这样?”我说:“要成为热搜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高哥说:“什么意思?”我解释道:“得有幕后推手。”高哥说:“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你有什么鬼点子?”我说:“啊?”高哥改口道:“说错了,你有什么好点子?”我当时刚好看了《妖铃铃》,电影里有开发商雇人扮鬼以期吓跑住户的桥段,我想反其道而行。我说:“不,就是鬼点子,我们扮鬼,吓跑开发商。”高哥听完就笑了,说我想法幼稚,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传出去让人笑话。但我们推敲细节,发现可行——主要是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如果我有那么多聪明才智,现在早步入上流社会,也不用混迹于城中村。高哥沉思片刻,叹口气,说:“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骑了。”我说:“啊?”高哥有些不耐烦:“你老‘啊’什么?”我迫于高哥的淫威,不敢指认他的口误,只好说:“哦。”

我们从寿衣店买了一些道具,从机电城采购一只扩音喇叭。我听说,凌晨两点阴气最盛,便决定此时出门(上路)。我骑电摩载着高哥,两人身上披了一件墨绿色雨衣,高哥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抛撒纸钱。喇叭里播放的是我从某个恐怖片里截取的背景音乐。

我们连续三天装神弄鬼,第四天终于收到效果:

一,开发商找来一个和尚做法,可能是觉得和尚功力有限,同时又请了一个道士,或者开发商想要上个双重保险,结果做法当天,和尚跟道士因为一个法器的使用方法产生争执,并发展为械斗。做法虽然失败了,开发商仍然没有轻易就范,他们新的做法是雇佣一群小混混,昼夜监视。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便在夜里蛊惑人心。由此可得,小混混比和尚跟道士以及他们背后代表的神仙体系管用。

二,我们之前蛊惑人心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居民又被吓跑几户。

我经常做适得其反的事,因此心里并没有落差,高哥却有些不能接受。我安慰他,“没事,只要你没签字,就是胜利。”高哥被我说得动容,眼眶红了,拍拍我的肩膀,“至少还有你陪我孤军奋战。”我不知道两个人能不能使用孤军奋战的成语,我只知道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在把自己陷于不利处境这件事上,我从来不负众望。

 

又是一个雨天。

我跟高哥合体扮演亡魂之后,忘了把雨披收回来,只能淋雨。我不担心自己,只是祈祷电摩别出问题。骑久生情吧,我对这辆电摩非常有好感,它是一个忠实的伙伴,兢兢业业,一遍又一遍丈量着这个城市。骑在它身上,我才感到自己像个男人;也像个战士,于千军万马中冲锋。它是我最后的自留地。

我浑身湿透,但盒饭被保护得很好;什么是职业操守,这就是职业操守。滞留在我身上的雨水顺着衣服下摆滴落,我似乎比平时更加瘦小,自卑得不敢迈入大堂。事实上,没人注意我,人群跟往常一样出入,对我的狼狈视而不见,对我视而不见。我来到陈婷的公司,“陈女士您好,您订的外卖到了。”陈婷签收之后,掏出一包纸巾,“擦擦吧。”我说:“不用。”陈婷坚持,“都湿透了。”她把胳膊又伸过来一些,我只好接住,否则显得我不识抬举。我说:“谢谢。”她说:“没事。外面还下着雨吧,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下楼。”

我定定地看着她,高兴得想要起飞。他拿起前台的电话,拨了几个号码,过来一行人领取各自的午餐,就像饲养员敲击铁盆,懒洋洋的猪崽子们就会拱过来用餐。

陈婷拿出一把伞,说:“走吧,我把你送下去。”

陈婷把我送到门口,说:“你能陪我去买点饭吗,然后我把伞借给你?”我下意识说道:“吃土豆粉吗?”陈婷一愣,“你怎么知道?”我连忙解释,“女孩都喜欢吃这个。”我不知道自己这么说是否可以澄清,避免露出更多马脚,我指了指不远的电摩,“我的车就在那儿,我跑过去就行。”陈婷还在坚持,“给你伞,路上用。”

我头也不回地跑入雨中。她已经给了我比伞更能遮风避雨的关怀。

我有生以来从没这么快活。

我淋在雨中,情不自禁地笑着,路边的招牌笑了,四季青也笑了,行人的伞笑了,公交车溅起的水花也笑了,雨水笑了,下雨的云也笑了……

晚上收工时雨停了,电摩大体没坏,只是刹车系统有些失灵,需要捏到底才能勉强制动。我心情大好,没有纠结这个细节,换作以往,我一定会心心念念一个礼拜。

我泊在陈婷上班的写字楼下,躲在门口的人行道。我不是第一次这么做——我太想见到她,可除了送外卖,我找不到其他出现在她面前的理由,只能偷偷尾随。我长这么大,还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这是我最靠近犯罪边缘的试探。

陈婷跟几个同事一起出来,有男有女,他们高声谈笑,那么自信,漂亮,让我向往。有时候,我甚至希望陈婷遇险,最好是有歹人图谋不轨,这样我就能英雄救美。这是我能想到,靠近她的捷径。我一度想让高哥扮演这个歹人,但他的气质太过寒碜,只能作罢。

他们进入一家综合体,应是聚餐。晚上十点,他们陆续出来。这段时间,我抽完身上的烟,去便利店买了一包红塔山,还订了一份外卖。送外卖的同行看见我,眼内闪过一丝火光又迅速熄灭。

一个穿衬衫的男人扶陈婷出来,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紧紧贴上去。晚上十点,主干道不再堵车,但红绿灯很多,限制了机动车的风驰电掣。我不止一次在陈婷居住的小区门口徘徊,假装送餐。男人却没有走这条路线,带陈婷来到另外一处民宅。我心中有了不良预感,醉酒的陈婷可能要惨遭毒手。他们从车上下来,走进小区。我应该冲过去,拦下来,大声喝止。这是上天垂青,赐予我的机会。如果我搭救了陈婷,就算她不以身相许,起码也会对我产生好感。我拧动油门,冲了过去,靠近男人和陈婷时,我又打起退堂鼓,多年的怯懦此刻产生巨大的惯性,我转动车把,偏离了他们。车速太快,我刹车不及,撞上一棵槐树。那个男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带陈婷离开。我躺在地上,恨不能举起右手抽自己耳光。我这么做了,却举不起胳膊。电摩也因此报废。手机报废了。我也报废了。

我躺在医院想明白一件事,男人不一定是歹人,也许是陈婷男友。她那么漂亮,没道理单身。是了,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刻意忽视这点。可是护士们带来一则重磅消息,一个被上司性侵的女孩跳楼自杀。我的心一下子惊了:如同一壶刚刚烧开的热水浇进玻璃杯,瞬间炸裂。

我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如果——

 

我出院了,骨折的右臂还打着石膏,脖子上绑了一根白绳,石膏下面垫着一本专治妇科病的医院宣传手册。我回到住处。高哥跟我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准备发起总攻,跟开发商硬碰硬干一仗。胜败在此一举,你也来吧。”我说:“我都这样了,不适合硬碰硬吧。”高哥说:“你这是优势啊,谁会忍心对一个废人动手呢?你说是不是?”我说:“啊?”高哥说:“抱歉,残废的人。”我说:“哦。”高哥说:“其实根本打不起来,我这次召集了很多人,绝对不会爽约;再者,一旦打人,不管谁先动手,都是他们全责。我们是弱势群体,法律会向我们倾斜。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斗争,现在放弃就前功尽弃。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必须坚持到底,捍卫家园!”

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当然,这句话保有转圜余地,在我三十一岁之前,还可以利用剩下几个月向着什么起义。

我这三十年没做过什么牛逼的事情,我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我渴望能有一个奋不顾身的梦想,渴望像革命志士一样抛头颅洒热血。眼下,只有在这件事上,我才能发挥作用。这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要誓死捍卫。

我跟高哥来到村委会,他怀里揣了一把菜刀,我手持一根擀面杖,样子有些滑稽,不像去打人,倒像去丢人。我们再次来到村委,跟上次一样,我们妥妥地被高哥的口中同患难共生死的乡亲们放了鸽子,跟上次不同的是,开发商配合了我们,避免让我们唱独角戏。我不知道两个人能不能用独角戏这个词,但这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尴尬。

开发商雇佣的小混混开着四辆面包车赶来,几十号人把我们团团包围。

我说:“高哥,怎么办?”高哥说:“见机行事。”

果然如高哥所说,对方只是围住我们,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草草收场,心里还有些不满,我真想真刀真枪跟他们干一仗。高哥似乎读取了我的心理活动,突然大喊一声,“跟他们拼了。”他抽出菜刀,向最近那人砍去。假设他直接偷袭,可能会得手,错就错在他袭击前大喊那一声。僵持的平衡被打破。真正爆发冲突,我又怂了,掉头就跑;注意力都集中在小混混身上,没留神被什么绊倒。他们冲了过来,数不清的脚抬起来,踹在我身上。我举起胳膊格挡,石膏应声粉碎。我毫无还手余地。我的一只眼肿了,睁不开,另外一只也仅能勉强视物,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模糊。我看见高哥走向我,举起手机。我还看见他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一直没舍得用的纸巾,敷在我的眼睛上。世界彻底消失。

我再次回到医院,从护士那里得知,开发商雇凶伤人的新闻在网络上火了。

高哥来医院看我,他头上绑着绷带,但是精神很好。我说:“高哥,我没给你丢脸吧。”高哥说:“没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开发商终于服软。”我说:“我们保住了家园吗?”高哥说:“不是,开发商同意多给两套房子作为和解的条件。我们这顿打,挨得太值了。你说是不是?”我一步一步后退,直退到悬崖边上,坠入无底深渊——我突然泪流满面,大声吼道:“不值!”高哥也不生气,站起来说:“值。”临走又说:“多给那两套,有你一份。”

 

出院后,我搬离城中村。高哥的房子还没有拆,但是已经人去楼空。我想找到他,跟他说,我不需要他施舍他的房子。一套属于我的房子能让我在这个城市彻底安家,但我的精神家园已经被毁灭了。

我换了一个城中村,一样的户型结构,一样的居住。只要支付两三百的房租,它就会包容我。

冬天到了,我比预计复出的时间早一个月开始工作。终日在外骑车,我的手背爬满龟裂的冻伤。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以往,我是公司的送餐达人,常常被领导树立成众人学习的榜样。现在,我的状态不再,总是丢三落四,引来众人投诉。我隔段时间都会来到陈婷工作的单位,即使他们并没有订餐。部门领导找到我,非常委婉但是毫无余地地劝退了我,他说这是为我的身体和精神着想,并提醒我不要再骑电摩了。他说得对。这几天,我好几次骑电摩时都感到恍惚,心里够不着,好像随时会从车上甩出去。

被辞退之后,我像一只牵线木偶,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陈婷生前工作的单位。我多希望能看见她,把从未说出的心里话告诉她。那些在我心里反复合成又散落的辞藻,成为我活着最大的煎熬和目的。

我可疑的形象和举动终于引起该公司的注意,他们叫来大楼保安。我说:“我是送外卖的。”他们愣了一下,把我轰出去。我最后一个身份认同也失去了。

我骑着电摩,漫无目的在大街小巷穿梭。过去两年,我几乎跑遍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我无比熟悉城市的脉络,可是我从来都不属于她,就像她不属于我。

我有些摇晃,车轮在柏油路上走猫步,我的脑袋也一片混沌,无法斥退自己的摆动。

不知多久,我来到寄居过两年半的城中村。我把电摩扔在路边,步行入村。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一群施工人员正在热火朝天拆除地面之上的凸起。过去,我们管这种凸起叫做家,现在看来,更像是坟。

高哥的祖先会不会出现?也许他们九泉之下得知,正在高哥家中进行最后的家庭聚会;亡灵对着亡灵悼念。我突然很想看看他们;我不再害怕,反而觉得他们很可爱。抗日战争我们赢了,抗美援朝我们赢了,继承了他们优良传统的高哥也打赢属于自己的战役。只有我一个人被全军覆灭。我不知道一个人能不能对应全军覆没,有什么关系呢?痛苦的时候,谁会对定语锱铢必较。我必须痛苦。因为三十岁了,我一事无成。

我来到高哥家。这里已经只剩一个空壳,大门和玻璃都被卸走,房间布满垃圾,院中长满青草,大部分家具都被搬走或者变卖,只有二楼几张没人要的破床还在。

我听见脚步声,就藏在窗下。

钩机轰隆作响,我站在床上。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张楚的歌声几乎被淹没在钩机作业声中,天花板已经坍塌。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请上苍来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我被埋在废墟里面,眼前是亮起的屏幕,一个陌生号码还在执着地请求通话。

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想到两件事:

一,我有些想当然,或许陈婷只是离职,论据是被上司侵犯的女孩那么多,轻生之人很可能是其他受害者。这个想法很没有社会责任感,我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又或许,这只是期待我从她们手里购买房子的销售人员之一,她还没有识破我的嘴脸。

二,我三十岁了,一事无成。这句话被他妈彻底坐实了。


作者/王元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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