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雷的楚老板


哈拉雷的楚老板

我从没想过,像我这样一个穷鬼,居然能和土豪成为朋友,还是住在非洲的中国土豪。

 

那时正值津巴布韦热季,城中紫薇花开得异常绚烂,从哈拉雷机场去往市区的路上,两边似有高高的火苗在跳动。在北京看花的机会很少,如今满眼都是姹紫嫣红,不禁身心飘忽,仿佛藏区的人一到平原就难免醉氧一样。我找一处车少人少的地方坐定,将画夹立在大腿上画起速写,肚子饿了就从背包里拿出豆干充饥。正入神时,身后一人突然用中文问道:“能给我一块尝尝吗?”

 

我回过头,身边早已围了三三两两的闲人。离我最近的是位中国男子,约莫四十岁,乌黑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往脑后梳着。他拄着一根细细的铝合金手杖,走路时右脚一跛一跛的。

 

我从包里掏出一大把豆干递过去,他倒也不客气,全都接了过去丢进公文包里,随后拿出一个,小口小口地咀嚼。他眼睛半眯着,腮帮子有节奏地运动,直到吃完最后一口,才依依不舍地将包装袋丢进了垃圾桶。我饶有兴趣地打量他吃东西的模样,干脆收起画纸,与他攀谈起来。

 

男人姓楚,来津巴布韦二十多年了,已经五十岁,但皮肤干净,发丝茂密,还俨然是个壮年人的样子。他在哈拉雷拥有一间中餐馆、一家赌场和一个专门服务中国游客的旅行社,是名副其实的富人。

 

大概见我也是中国人,且模样实在落魄,楚老板便邀我去中餐馆共进午餐。我大方答应,收拾好东西,上了他的黑色小轿车。在非洲旅行的日子,我省吃俭用,瘦成了一根麻杆,头发老长也舍不得去理发店修剪,索性在脑后扎成马尾,也算有个街头画家的模样。如今有大款请我吃饭,而且是中餐,何乐而不为呢?毕竟贫穷将我逼成了厚脸皮。

 

中餐馆叫“楚人酒家”,共三层,装修老气,墙壁泛黄,想必有些年头了。我们在一个小包间坐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位叫小丽的中国女孩。她大概二三十岁,皮肤晒成了浅棕色,宽大的连衣裙下,小腹微微隆起。楚老板说,小丽主要帮他打理赌场的生意,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了,她出国前在新东方当老师,与津巴布韦留学生John相爱后,就辞掉了工作,为爱情远走他乡,如今就快生宝宝了。

 

才三个人,后厨却准备了丰盛的菜肴,穿着唐装的黑人服务生忙里忙外,把一张圆桌摆得满满当当。这里的中餐做得极为地道,我吃得满嘴流油,楚老板却好像没什么胃口似的,只顾低头嚼着我给他的豆干,花花绿绿的小包装袋在白瓷碟子里堆成一座小山。“你是不知道啊,豆制品在非洲奢侈得很,这边不产大豆,有些中国人自带大豆和豆腐机过来,但做出的东西供不应求。”楚老板愈发细嚼慢咽起来,舌尖仔细扫过每一道牙缝,“这么多年了,真是做梦都馋麻婆豆腐啊。”

 

酒足饭饱后,我摸着圆滚滚的肚皮,站在窗边打着长长的饱嗝,窗子正对着餐馆前的小院,凤凰花和鳄梨树生得繁荣滋茂。阳光明晃晃地从云中垂下来,地上摇晃着轮廓不清的影子。这一刻,我心生依恋,当下决定放弃之后的行程,在津巴布韦多住上一些时日。但囊中羞涩,只好嬉皮笑脸地问楚老板,能不能让我在他的店里打些零工换旅费,边问边把包里剩下的豆干全推到了他面前。楚老板把豆干拨拉到公文包里,爽快答应下来,还让我晚上睡到二楼最大包间的沙发上。该包间可容纳二十人,平日很少用到,沙发拉开后就是一张单人床,真是十分奢侈了。至于工资,和店里其他伙计一样,每天结算一次。

 

楚老板给员工发薪水的场面相当有趣,餐馆打烊后,他就站在正门口,手里拿着一摞现金,每离开一位员工,便递一张钞票到人家手上。付完钱,还不忘拍着员工的肩膀鼓励道:“明天一定要来工作哦!”我说为啥要搞得这么麻烦,像国内那样每月结一次月薪不就得了。楚老板叹了口气,咬牙说道:“你以为我想这么麻烦吗?还不是因为非洲人太随性了!要是一口气给他们发一个月的薪水,保准他们一个晚上就在酒吧和赌场里花个精光,连第二天上班的公交钱都掏不出来了!我发日薪,这点钱能保证他们每天的生活,又不至于让他们去娱乐场所装阔气,这样便都来给我乖乖上班了。”

 

楚老板不只对我热情,对所有来哈拉雷的中国人都热情洋溢。但凡忙得过来,他都会亲自给中国旅游团当导游,细心讲解,忙前忙后。他永远精力充沛,工作时的那份激情连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望尘莫及,尽管跛着一只脚,但他拄着那根细细的铝合金拐杖,手舞足蹈,左挪右拐,倒也十分轻巧灵敏。晚上回到中餐馆后,若看到哪个包间里有外派的中国员工在办生日宴,他一定会慷慨地送酒送菜,再和他们喝上几杯。他曾训练店里的服务生用中文唱“祝你生日快乐”,但毫无中文基础的本地人发音古怪,场面一度冰冷尴尬,便只好作罢了。楚老板非常热爱津巴布韦,言谈之间总是喜欢将“我们津巴布韦”几个字挂在嘴边,仿佛除了一身黄皮肤外,每一个毛孔里都盛满了非洲大陆的气息。“我们津巴布韦的冰淇淋可好吃了,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津巴布韦人非常淳朴友好,大家尽管放一百个心!”“我们第一夫人年轻时那叫一个漂亮,老总统真是有眼光啊。”

 

我通常中午在餐馆帮忙,下午没什么客人时就背着画夹在市里闲逛,等到太阳落山,估摸餐馆里的人多起来,再赶回去帮着点菜收钱。那些日子,我常去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转悠,虽叫国家美术馆,却仅两层楼高,分成五六个展厅,远比不上北京那些大气磅礴的博物馆。但展馆闹中取静,装修也算雅致,一楼展出一些大家之作的复制品,二楼则是一些本土画家的画作。有一天我带着速写本在美术馆里找灵感,恰好遇到二楼正中的展厅在筹备新的展览,一位印度男子正跟着工作人员忙前忙后。见到我这张亚洲面孔时,他停下手里的工作,走到我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你知道甘地吗?”他二三十岁,身材矮矮胖胖,头发软塌塌地贴在脑门上,两撇小胡子往外翘着,像极了好莱坞喜剧里的配角演员。我操着磕磕绊绊的英文说:“知道啊,他在中国也很有名。”印度人一下高兴起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他是来自印度的画家,正打算在这里举办甘地主题的个展,如果我有空的话请一定来看。他指着我手里的速写本问道:“你也是来这里办展的艺术家吗?”我脸一下红了起来。

 

我暗自苦笑,如果能办一场画展,哪怕是在这样小的美术馆里,也会心满意足吧。今年生活极为不顺,年初父亲病危,我的飞机因为大雪被困在机场十几个小时,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回北京不久后,苦撑了三年的美术工作室也终于关了门。紧接着,女朋友和一个开奥迪的哥们儿好上了,连分手都是用微信通知我的。我躲在出租屋的厕所里抽了三天烟,青色的烟雾扭动着浮到半空,呛出了一脸的鼻涕眼泪。我退掉了房子,家里的东西能卖的就卖,不能卖的就扔掉,然后带着很少的行李,以埃塞俄比亚为起点,一路向南晃荡到了津巴布韦。用文艺青年的话讲,这叫自我放逐;用我的话来说,这叫穷途末路,听天由命吧。

 

当晚在餐馆吃饭时,小丽的老公John也在。他身高少说有一米九,脸庞方方正正,一丛小脏辫朝四面八方支棱着。John本名不是John,是他本民族的一个名字,写出来是很长一串字母,发音时仿佛有只松鼠在嘴巴里跳动。别说其他人,就连小丽都叫不出他的本名,因此他逢人便只用英文名来介绍自己了。John在沈阳留学多年,一口东北话惊艳四方,听我无意中说起在美术馆与印度人的偶遇时,他眼前一亮,“我叔叔生前在津巴布韦是著名画家,美术馆里现在还在展出他的作品呢。”我问他叔叔叫什么,他又报出了一串发音奇特的名字,我满头雾水,自是无从知晓哪幅画是叔叔的杰作了。楚老板沉吟半晌,猛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认识一些美术馆的人,说不定真能帮你在这儿办成一场画展!”他和John把我的速写翻得哗啦作响,发出起起伏伏的惊叹。对于这些话,我自是没往心里去的,且不说他们津巴布韦人夸人不打草稿,最重要的是,美术馆再小也是国家美术馆,我们不能这么看不起人家啊。

 

楚老板虽常邀请中国人来餐厅大快朵颐,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他从未邀请谁去过他家里,连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的小丽,也不曾知道他家里的模样。有那么几次他喝醉了酒,朋友将他一路搀扶回家,结果离家还剩几百米时他猛然清醒过来,拼了命也要自己走回去。还有一次楚老板急着去机场接一伙商务考察团,偏偏公文包落在了家中,他宁可连闯三个红灯,再逆行一整条街赶回家中取,也决不肯让当时就在附近的小丽帮忙送来。小丽说除了他家中的两个保姆,就只有楚老板的舅舅去过他家了。

 

也许这个所谓的舅舅,就是楚老板在津巴布韦唯一的亲人。他时常去舅舅那里喝茶,去之前务必要换好笔挺西服,挑一方真丝手帕小心折好塞进上衣口袋,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玲珑剔透的牛角梳,对着镜子将头发理得纹丝不乱。一切准备就绪后,再从柜子里翻出一包上好铁观音,亲自驱车拜访。“他舅舅肯定是个特别严肃的人。”目送楚老板离开后,我趴在收银台上和小丽闲聊。“楚老板非常敬重这个舅舅,若没有舅舅,他绝不会过上今天的生活。”听小丽讲,楚老板年轻时在一家国有木材厂上班,是名普通工人,有天上班时被滚落下来的原木砸到了腿,从此就留下了残疾。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厂也只给一点工伤补贴,他心一横,干脆带着全部家当来到津巴布韦,投靠了当时在哈拉雷投资建鞋厂的舅舅。那时津巴布韦刚独立十几年,政局稳定,贸易开放,对投资者来说简直是块肥肉。楚老板来了后,先是在舅舅的鞋厂帮忙,等赚了一些钱后就壮着胆子离开鞋厂,开起了餐馆和赌场。除了津巴布韦前些年的大通胀让人有点头疼,楚老板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近几年到非洲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他又抓住商机,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小丽也是这个时候嫁到非洲来,成为了他的员工。

 

除此之外,我们对楚老板的私生活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甚至不知道在国内他是否还有亲人联系着。他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神采飞扬,有那么几次,旁人有意无意问起他的家人,他都是熟练地岔开话题,滔滔不绝讲起了他在非洲的创业史。我猜这样充满激情的生意人,大概无暇向往冲淡平和的家庭生活吧,婚姻之于他来讲,说不定也是累赘。直到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跟我们说,他在国内读大学的儿子放寒假了,打算来非洲看他。我和小丽惊得松掉了下巴,这才知道原来他曾结过婚,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儿子。

 

之后几天,楚老板一有时间就在网上浏览国内新闻,看时下最热的偶像剧,听一些连我都不知道的年轻歌手。他甚至找小丽帮他恶补口语,“在非洲待了太久,说英语都是本地味儿了,不如国内年轻人说得漂亮啊,听说现在的孩子还挺在乎口音的。”

 

我从未见他如此紧张过,那副谨小慎微又兴高采烈的模样,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我不由得心里一酸,趁着餐馆不忙,便背着画夹去查庞古石雕公园散心。

 

公园过于简陋,无人修剪的草木野蛮生长着。草地上随意摆着大大小小的石雕,有人物,有动物,有抽象派,也有写实派。石雕艺人们穿着粗布工作服,各自占据公园一角打磨原石。这里大概聚集了十几名手工艺人,年轻的仅二十岁,最老的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征得了老者的同意后,我坐在树下,调整好位置,画起了刻石雕的老人。怎知铅笔一落到纸上就不听使唤,每一笔下去,画的不是眼前人,根根线条勾勒的全是已故的父亲。手指的关节,头发的弧度,皮肤的纹理,衣服的褶皱……我一路画上去,那些微小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格外清晰起来。最后铅笔停留在人物的脸上,我画了画眼睛,感觉不大对劲儿,便用橡皮擦掉了,又画了鼻子,还是觉得别扭。再去记忆里寻找,在成堆清晰可感的细节里,父亲的脸竟然变得如此模糊,模糊得好像是混进一桶水里的一滴颜料。我久久地盯着这幅没有五官的肖像,最终扣上了画夹。

 

凉风在一座座石雕摆件中穿梭来去,猛一抬头,才发现紫薇花已凋谢了大半。不知不觉,我来到这个国家已经一个月了。

 

第一次见到楚老板的舅舅,是在他的受洗仪式上。这位老人七十多岁了,高高瘦瘦,后背挺得笔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他身子很虚弱,不时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但说起话来惜字如金,铿锵有力,一双漆黑的眼睛焕发神采。楚老板站在舅舅身边,目光始终收敛着,身体好像凭空缩减了一号。舅舅瘦长的手指握住楚老板的一只手腕,叹道:“老了,要给自己找个归宿。”

 

牧师念起经文,一手捧圣经,一手沾了圣水往舅舅的额头上洒去。教堂内一片肃静,窗外的阳光一点点隐去,没多久外面传来了淅沥沥的雨声。明明天气还热,雨季却提前来了。我愣愣地站在一旁观看点水礼,双手老老实实地垂到身侧,再看楚老板,他的眼睛亮亮的,仿若云层中似有若无的光。

 

我们都没带伞。舅舅由一位黑人保姆搀着,走在最前面。楚老板拄着手杖,紧随其后,皮鞋“嗒嗒嗒”踩进小水坑里,西裤上挂了两排泥巴。走到停车场时,楚老板接起电话,“嗯”“啊”几声后,他用中文说着“知道了”,便挂断了电话。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黯淡,眉眼里生出疲惫的神情,雨水从头发里渗出来,滑过额头和鼻梁,一直流进嘴里。

 

“你们打车回餐馆吧,我有点事,不过去了。”楚老板冲我们摆摆手,身体跌进车内,“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这一天,楚老板果然没有出现在餐馆,晚上打烊时,我从收银台里数出一叠现金,站在门口给下班的员工发工钱。我随口问一个年轻服务生:“你们怎么不骑自行车呢?哈拉雷交通多贵啊。”他冲我一笑,两排洁白的牙齿在月光下亮闪闪的,“有买自行车的钱不如喝酒。”

 

待所有人离开后,我锁好收银柜,依次关掉房间的灯,回到大包间准备睡觉。刚刚躺下,楼下就隐约传来了沉闷的脚步声。

 

咚。咚。咚。

 

我“腾”地坐直了身体,心脏怦怦直跳,手慢慢探到包里去摸削铅笔的刀——这是房间里唯一的武器。来者何人?是贼吗?按理说哈拉雷治安不错,何况我已锁好了全部门窗。难道是排华分子?最近赶上津巴布韦大选,街头偶有闹事的,如果真想搞个大新闻,绑架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游客真是最好不过。

 

我越想越怕,越怕就越胡思乱想,额角的冷汗流下来弄得脸颊痒酥酥的,却也不敢伸手去擦。脚步声逐渐逼近,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屏住呼吸,握紧了手中的美工刀。

 

“吱嘎——”门开了,灯随之亮了起来,楚老板斜倚门框,仍穿着白天的那套灰色西服。他把一瓶五粮液拿到眼前晃了晃,“你还没睡吧?陪我喝两盅。”

 

我哪里还睡得着,困意早被吓到了九霄云外,便去厨房找了两个小白瓷杯,把酒满满地倒上。楚老板拿起一杯一饮而尽,也不逼着我喝,拽过酒瓶又给自己满上。“我儿子不来了,改主意去日本了。日本有啥好玩儿的,跟中国关系又不好,我们津巴布韦跟中国关系才叫好呢……”他拉开了话匣子,喝酒后语速比平时还要快上一倍,茂密的头发由于疏于打理正胡乱招摇着。

 

“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他突然把脚架在茶几上。。

“听小丽说,是在木材厂上班时被木头砸的。”

 

“你只说对了一半。”楚老板踢掉皮鞋,盘腿坐到沙发上,拿起酒杯呷了一口,“92年的时候,不少员工下岗了。那段时间,厂子里里外外不得安生,有拉横幅喊冤的,有跑大门口静坐的,还有抱着孩子到厂长办公室闹的。有天晚上我值夜班,隐约感觉外面有动静,就打着手电出去看,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就往回走。但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总感觉有双眼睛一直盯着我。我慢慢抬起头,用手电往上一照,差点尿了裤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不久前下岗的女同事,就吊在院里的老树上,眼睛爆出来,舌头伸得老长!我吓得喊都喊不出来,连滚带爬往外跑,谁知道有堆原木没码扎实,我靠在上面喘粗气时,最上头那根木头滚了下来,正正好好砸在我的腿上。”

 

我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地握住了面前的酒杯。这个晚上,楚老板跟我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直到酒瓶见了底,天边亮起一层微光,他才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那根细细的铝合金手杖就安静地立在门后,反射着窗外柔和的太阳。

 

楚老板养伤三个月,原来的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厂就发了他一笔工伤补贴,给他换了个闲职。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再迈进厂子一步,出门办事如要路过木材厂就一定绕着走。远在非洲创业的舅舅就在这时给他们家寄了一封越洋信,说是生意做得不错,只是缺少可信赖的人手,若他们之中有人愿意来帮忙,真是最好不过。楚老板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国企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下岗潮后还能留在原职,基本就算是铁饭碗了。非洲太远,语言又不通,听说传染病还泛滥,谁愿意放弃安稳的生活跑那么远找刺激呢?那封信被压在了电视下面,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楚老板没忘,他反反复复琢磨了好久,又找来介绍非洲的书报研究,越想越兴奋,终于一拍大腿,辞了工作,带着新婚妻子远赴津巴布韦投靠了舅舅。

 

楚老板一到津巴布韦就去鞋厂上班,每天忙得昏天黑地,逐渐疏忽了妻子的感受。妻子没有熟人朋友谈心,心中难免憋闷,再加上不会英文,看不懂当地电视和报纸,便更是百无聊赖。她起先只是唠叨几句,怀孕后得了抑郁症,脾气就变得越发阴郁暴躁。她整日念叨着想回国,想回娘家,楚老板只得安慰她:“现在事业发展得这么好,再委屈你等等,等赚了钱,咱们风风光光地回去。”

 

他的儿子是在半夜出生的,比预产期早了一个礼拜。那天晚上,妻子从睡梦中疼醒,一脚一脚踹到楚老板身上。楚老板给急诊室打完电话就载着她直往医院驶去,一路上脚踩着油门几乎未曾松开。然而到了医院,上上下下不见一个大夫,只有值班的小护士和保安手足无措地望着他们。在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中等了一个钟头,几个医生才匆匆赶到,他们没穿白大褂,没戴消毒手套,直接用担架把妻子推进了生产室。

 

尽管哈拉雷是首都,当时的医疗条件也绝不敢恭维。所谓的生产室,不过是一个连氧气和消毒装置都没有的狭窄房间。楚老板的妻子躺在床上,五官痛得挤到一起,汗水透过衣服打湿了身下的床单。医生护士们手忙脚乱地分工协作,两人负责固定她的双腿,一人负责握住她的手,剩下一人负责用英文喊“加油”。

 

所幸妻子身体素质不错,胎位正常,分娩过程中没出什么岔子。楚老板坐在产妇床边,把肉乎乎的小婴儿抱进怀里,不知道为什么,眼里空空的,心里也空空的。

 

自打儿子出生后,妻子念叨得更厉害了。她说这破地儿有什么好,要不是老娘运气旺搞不好就一尸两命了。她说自己妈妈一直盼着抱孙子,结果现在孙子出生了老人家一眼都没看到。她说这鬼地方连豆腐都没有,想吃个葱烧豆腐比吃皇帝的御膳还难。

 

楚老板不是没动过回国的心思,他也想念兄弟姐妹,想念街坊朋友,想念家里的葱烧豆腐。只不过在津巴布韦待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恐惧回国这件事,有时候闭上眼回想在国内的日子,脑海中就突然冒出一具挂在树杈上的女尸,明明一点风都没有,那尸体却在头顶晃来晃去。月光照在尸体上,脸是惨白惨白的,舌头却是紫黑紫黑的。他吓坏了,拼了命想逃跑,但周围全是垒砌好的原木堆,粗大的木头从四面八方滚落下来,他无论如何都跑不掉。

 

他实在听烦了老婆的念叨,就开着新车去兜风。夜幕下的哈拉雷活力四射,酒吧和赌场内外聚满了消磨夜色的黑人。这个城市的人民好像没什么烦恼似的,不论是年轻小伙子还是耄耋老人,都可以为了酒精、舞蹈和纸牌熬红了眼。他一路开过去,路过鞋厂和刚装修完的中餐馆时,打开车窗,让晚风灌进来,心中似乎一下子被填得满满当当,仿佛这座美丽的小城里有他创建起来的王国。他把车停在一家酒吧门口,径直走了进去,将厚厚的一沓钞票丢进酒保怀里,用英文嚷道:“今晚的单我都买了!”一时间欢呼四起,男人纷纷举起杯子簇拥到他身边,女人则扭动着肥大的屁股贴在他身侧。他捉过一瓶冰镇啤酒,扬起脖子一口气喝干,绵密的啤酒泡沫从他嘴角流下来,浸湿了胸前的领带。那一刻,俗艳的灯光在他头顶闪烁着,他真的变成国王了。一位黑人男子碰了碰他的酒杯,勾着他的肩膀说道:“哥们儿,你是津巴布韦兄弟。”他迷迷糊糊地回应着:“我是津巴布韦兄弟,津巴布韦万岁。”

 

儿子长到四岁时,妻子终于停止了念叨,她跟楚老板提出离婚,带着儿子回了国。楚老板倒也没多做挽留,给了妻子一大笔钱,将他们一直送过了海关。

 

他变得更加繁忙了,做火了中餐馆的生意后,马上又开了一间小赌场。他偶尔和儿子通一次电话,每次都要仔仔细细算好时差,把手头的工作全部安排出去后,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和儿子说话。但总是说着说着就突然冷了场,电话两头都是一阵令人焦虑的沉默。儿子年纪越长,这个冷场的时间就变得越长。渐渐地,他连电话也不怎么打了,有时心血来潮写封越洋信件,也不过是“好好学习,听你妈话”之类的老生常谈。

 

他这些年也回国过几次,大多是谈生意,谈完后就匆匆离开。正经八百的探亲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父亲去世时,第二次是在母亲去世时。兄弟姐妹自然待他是热络的,儿子对他的态度也谈不上冷淡,但他隐约感到,这些亲人的热情里藏着一股子客气。这客气让他难受,让他觉得自己跟他们特生分。于是他便尽量不回国了,再想念也不回去。那份客气,可比乡愁伤人多了。

 

楚老板毕竟是楚老板,儿子去日本的事让他失意了一阵子,但他立马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并嗅到了新的商机。

 

那晚餐馆接待了一个来非考察的中国团队,据说是某省商务厅派来的。楚老板大摆宴席,甚至把偷带出国准备留给自己解馋的东北大米都拿了出来(注:中国不允许出口大米,只能偷偷夹带)。席间觥筹交错,全桌人喝得满面潮红,半真半假地称兄道弟起来。

 

“吕总,你们建筑行业在非洲这片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我敬您一杯,以后有能帮上忙的地方,一定记得我。”

“林总真是太客气了,要我说最有可为的是你们影视行业啊。这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多火,我们这些老古董眼红还来不及呢!”

“对对,现在有点钱的都投资拍电影了,要不吕总,咱哥俩也凑点钱,投个电影玩玩儿?”

 

楚老板坐在这些人中间,好像一下子走了神,筷子戳到米饭里半天没吃上一口。他的眼睛晶亮晶亮的,一如我在受洗仪式上见到的那样。送走客人后,楚老板把小丽叫到身边,兴奋得双手在胸前乱舞,“小丽,你说我拍个电影怎么样?就在咱们哈拉雷拍,以你和John的爱情故事为原型来创作,保准又猎奇又感人!正好我跟电视台的人挺熟,到时候找他们策划一个选秀节目,先海选出一批小演员看看,现在国内选秀不是很火吗?”小丽笑了笑,眼神却闪躲到了一旁,她轻轻地说:“老楚,你得给自己找个伴儿了。”

 

小丽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意味深长,但楚老板显然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他就忙着找电视台的人商量选秀的事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筹备去维多利亚大瀑布写生。

 

之后的几天,楚老板每天都在餐馆留到很晚,让我陪他看些国内的选秀节目,我对综艺向来不感兴趣,加上心里一直在惦记写生的事,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他的问题。楚老板倒是格外认真,用钢笔在小本子上记笔记,写策划案,蓝黑色的墨水总是不小心弄脏了袖口。我注意到,他那支钢笔竟然是“英雄”牌的。

 

我从未怀疑过楚老板做事的决心与行动力,但选秀乃至整个电影计划还是夭折了。他接到舅舅去世的消息时,脸色陡然变得苍白,双手不听使唤地发抖,那根纤细的铝合金手杖也随之颤着,碰到地面时发出不规则的声响。他连西装外套也没穿,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门。

 

舅舅是肺癌去世的,这位了不起的老人自知生命无多时,选择在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葬礼是典型的基督徒葬礼,就在他受洗的那个教堂举行,棕红色棺木上摆满了各色鲜花,细如蚕丝的雨落下来,花朵更显娇艳。然而放眼远望,墓园里一片苍翠,哈拉雷的花已经全部凋谢了。

 

楚老板从始至终不发一言,他走到棺材前,从兜里掏出牛角梳子,手指哆嗦着,一下一下把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最后把梳子轻轻搁在棺木上,又退回到人群里。我是从这一刻起,才觉得楚老板不再年轻了。他两鬓的白发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细细的皱纹从额角蜿蜒到鼻翼,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仿佛一身的活力都被泻走了。

 

这一晚,我、小丽和John一直陪在楚老板身边,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满屋子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潮气。楚老板握着小丽的手,说起话来又轻又慢,“小丽啊,整个津巴布韦,我就只有你一个可依赖的人了。”小丽回头望了一眼John,嘴角抖了抖,两只手从楚老板的大手中抽出,又转而握住了楚老板的,最终还是开口道:“老楚,我预产期快到了,想回国生。生完孩子后,我和John就不回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签证也办好了,以后孩子有我妈帮忙带,国内的教育也好一些。”

 

楚老板猛地甩开小丽的手,这一甩,好像伤了元气似的,剧烈地咳嗽起来,边咳边吼道:“你们一个个白眼狼!当初你非要来这儿,是我帮你办的工作签证,是我发工资养活你!咳咳,现在你说走就走!”斥完小丽,他突然又转头看向我,“你也要走了是不是?”我支支吾吾道:“我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走吧!整个津巴布韦,流水的华人,铁打的我!都走吧,把我自己搁这儿挺好!”他用铝合金手杖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等骂够了就扭过头去不再睬人。

 

第二天,我坐飞机去了瀑布城,小丽开车送我去的机场。我说楚老板貌似受了不小的打击,留他一个人没事吗。小丽反问我:“你觉得老楚那样一个人,会有事吗?”

 

我在瀑布城住了很多天,白天去景点拍照取景,晚上回酒店再对着照片临摹。由于是雨季,瀑布水量极大,磅礴的水流从百米之高流泻下来,山谷轰鸣。不知是否是出于维护生态的考虑,悬崖边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石头湿漉漉滑腻腻的,观赏得忘情时,双脚就慢慢探到了悬崖边缘,脚底一打滑,惊出一身冷汗。再往下望去,巨大的水柱直冲向谷底,碎成满山满谷的银白水花。

 

接到小丽的电话时,我耳边全是瀑布撞击山崖的轰鸣声,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她说楚老板病了,希望我出境前再见他一面。我退掉酒店,换成当日下午的航班,又回到了哈拉雷。

 

小丽开车载着我一路从机场往市郊驶去,我这才得知楚老板患了急性胃出血,目前已没什么大碍,刚刚出院回家休养。三十多分钟后,车停在了郊区的一栋别墅前,院子不大,种满了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白色小洋楼在一片翠绿的掩映下,静谧而雅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楚老板家,进门前难免有些犹豫,“他不是不让别人来他家吗?现在能进去了?”小丽推着我一直往里走,“都这时候了,没那么多规矩了。”

 

我踏进玄关,一股沉香的气味袅袅迎了出来,再环视四周,心头微微一震。这栋典型的欧式洋楼,内里却被楚老板填满了中国元素。墙上的水墨画一幅挨着一幅,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密集得几乎令人产生压迫感。但大多算不上佳作,不过是90年代国内寻常百姓家用来装饰墙壁的廉价仿制品罢了,有俗艳过头的牡丹争艳图,有动作千篇一律的骏马图,甚至还有古板的财神爷画像。这些画悬在我的头顶,在地上投下深浅不一的影子。

 

卧室在二楼,我们沿着楼梯走上去,偌大的书架嵌在墙壁里,上面毫无章法地堆满了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有青花瓷,有玉器,有紫砂壶,还有一些仿制技术拙劣的线装书。它们虽然摆放凌乱,却纤尘不染,阳光照在书架上,白瓷和玉器在墙上反射出白亮的光斑。

 

楚老板躺在一张梨木大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脸颊凹陷,像是被直接削去了两团肉。我扶他坐起来,递了杯热茶给他,手放到胸前保证道:“你放心,我回国后也不会忘了你。你如果来北京,我请你吃全豆腐宴。”楚老板笑了笑,头发垂到眼睛上,“唉,小郑,我还欠你一场画展呢。”

 

我终于没能在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办一场自己的展览,但是离开的前一天,楚老板和John联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园,把我的画作用不干胶和大头针固定到了树干上。那天气温又降了几度,行人大多行色匆匆,只有三两个闲人驻足观望。后来起风了,树叶不耐烦地抖了又抖,我们又手忙脚乱地赶在下雨前把画收了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画展,真是狼狈极了。

 

在哈拉雷机场,我与在这里结识的朋友们一一惜别,直到过了安检口才敢红了眼眶。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我只好把箱子拖到人少的地方,重新规整一番。然而我把箱子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没能找到我在石雕公园为父亲画下的那张无脸肖像。是昨天开“画展”时被风刮走了吗?还是楚老板偷偷藏了起来?我无从知晓。

 

结束非洲的旅行后,我回国找了份工作,一边赚钱一边苦练画艺,想着有朝一日定要再办一场真正的个展。就这样,日子在忙碌中度过,我的发际线也向后移了几公分。起初我和还楚老板保持着邮件联络,得知他又开了一家华人超市,“楚人酒家”也要去赞比亚开分店了,但最终我们还是在时间的海洋里消散。直到五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楚老板竟然再婚了!他在邮件中写到,他皈依了基督教,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新婚妻子就是在教会认识的,是本地姑娘,比他小十几岁。

 

邮件附了一张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上他们身穿红色唐装,并排坐在楚老板家中的梨木床上。女人皮肤黝黑匀亮,两排白牙齐齐整整,稀疏蜷曲的头发柔顺地贴在头皮上。楚老板的头发依旧梳得纹丝不乱,两鬓的白发也染回了黑色,他搂着妻子的肩膀,笑得牙龈都露了出来,但眉梢嘴角却找不见一丝皱纹。

 

我发现,楚老板又年轻回来了。


作者/李濛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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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火官网: 这么的简单啊 查看原文 04月16日 11:35
tongsansui: 楼主有dome么,能不能给我发一份,邮箱317069727@qq.com 查看原文 04月04日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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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波: 你是抓app客户端么?如果客户端做了证书验证,用此类抓包https的方法是无法成功的,很多app已经做了此类防范抓包了 查看原文 12月07日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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