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十三号室


飞越十三号室

人们通常以为邪恶统治是国家层面的宏大事物,但是在临沂市网戒中心,一位市医院的副院长,仅仅凭借十三号室的电击仪器以及一些了无新意的手段,比如洗脑、鸡汤、孝亲、告密、连坐、个人崇拜等等,就在医院的两层楼房里建立自己的严酷统治。反抗生生不息,网戒中心却屹立不倒。如果存在着一种极权的幽灵,那么它存在于网戒中心的模式里,更在掌握着“网瘾”少年监护权的父母们的观念里,甚至也在少年们自己的头脑中。

临沂网戒中心大楼

文|钱杨 采访|钱杨 李婷婷 事实核查|刘洋

十三号室

即便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反叛行为也生生不息。有人绝食抵抗。有人跳楼出逃。有人趁治疗耳朵开溜。有个女孩混进更衣室后扮家长出逃。有个浑身布满文身的男孩,拧断了厕所窗户的铁栏,顺着床单溜下3楼。为了反抗吃药,有人练就了舌头藏药的本事,还有的一抠喉咙立刻吐出。记录者也不乏其人。生于1998年的刘志诚,每被电击一次都在日记本隐蔽之处画上一笔,100多天内集齐了二十七个半“正”字。9年前15岁的徐浩,用蓝牙耳机和电脑摄像头改造成简陋的偷拍设备,打算出去后曝光。一度,他跟其他五六十人私下结成“互不举报”组织,领头的是个爱跳popping的男孩,不过很快由于队伍庞杂,事发败露。

反叛行为中甚至包括了性、喝酒和聚众抽烟。在那样的环境中做成这样的事,不啻某种成就,但甚少例外,反叛者们会被发现并送进十三号室电击。电击是如此恐怖——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做类似表述——“你脑子里只有死这一件事”。于是在诸多飞越十三号室的方式中就真的包括了求死。有人喝洗衣粉自杀。有人咬舌自尽。有人策划割腕,却找不到利器。一个女孩用指甲钳,在夜里剪烂了手腕。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夜里撞击玻璃幕墙。一个下午,一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公开自杀注定无效,因为如果眼前有人自杀而你无动于衷,你也得进十三号室。这形成一个又一个循环,为了逃避电击而求死,但又因为求死而被电击。出院之后,如果不能保持“好孩子”状态,网戒中心也有一套办法抓你回去。存在着一个合法的天罗地网。一对双胞胎兄弟,谢乾和谢坤,就在多年间先后返院13次。

那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是9年前的事,自杀未遂之后,全中心紧急集合。按照纪律,只要有人试图自杀或逃跑,所有人都得跟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一样,即刻站在原地,直到警戒解除。女孩头破血流,被简单包扎之后,拖进了十三号室,她破口大骂,直到被电到“没有声音”。她后来被纳入了“开门就进”的程序。只要十三号室开门,她就得搭顺风车似的被电几轮。不管你怎么评价“认清现实”——最好忘掉《飞越疯人院》之类的幻想,敬畏这里是另一方水土的事实,放弃反叛,只求自保——它都是你能在网戒中心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件事之后,那个曾经策划割腕的男孩陈一鸣,不再同情那些前赴后继又徒劳无功的逃跑者、自杀者,有的只是不耐烦,“我觉得他们蠢。”

陈一鸣到网戒中心的第一天就遭到电击,在十三号室,负责电击的“兰姐”把橡胶牙套塞到他嘴里时,他考虑的还只是“这玩意他妈的干净不干净”。第一下通电的时候他甚至没意识到那是电,瞬间身体绷直,四肢从床上弹起,长时间抽搐,双眼紧闭,黑色视界底子上泛起白色的涟漪。剧痛之中,他只能发出低沉、含混的呜呜声。“你有没有网瘾?”兰姐问。兰姐的一系列提问都得到了令她满意的回答,陈一鸣得以走出十三号室。看到父母站在远处,母亲甚至笑眯眯地,“心里特别绝望,”他回忆,“你觉得他们完全不可靠了,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就已经不是你的父母了,而是一个帮凶。”他被要求向父母下跪道歉,他立刻就照做了。

由于强度和体质的差异,每个人对电击的描述不同。比陈一鸣晚来一个月的宋明远,形容被电击的感受像大锤高频地砸着脑袋,眼前是老式电视机的滋滋啦啦的雪花点,雪花横向流动。其他人的说法包括,“无数根针从脑袋里往外扎”、“手跟蛋卷一样扭动”、 “像有人拿利器一直想把你的手插烂”等等。有的人还会失禁、流口水。相同的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剧痛。

网戒中心从不直接提及电击。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的替代说法是“导入治疗”,或语焉不详的“承担责任”、“去提升一下”等等。谈论它是被禁止的,下场是立刻被捉回十三号室。

网戒中心更愿意宣扬一套声称拥有108个治疗环节的戒网方法,从“中西药治疗”到“军训拓展”,从“主、被动晾晒”到“感恩、孝道教育”等等,被命名为“永信模式”。有知识人会识别出这是一套教育学、心理学、孝道、心灵鸡汤和洗脑术的平庸杂糅,它不出色,也不比别的思维糨糊更糟糕。它也不吓人,不足以激起也不足以震住不息的反叛行为。

网戒中心的威力来自多如牛毛的规矩,例如搞内务、军训、背《弟子规》、每日剖白的“网瘾日记”等等,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让反叛者们插翅难逃的检举和告密制度。在网戒中心,上报途径众多、便捷、通畅。被上报者会被“加圈”,即增加不良积分,触到自杀、逃跑等“高压线”会被“兑现”,即直接送进十三号室。“说方言”“懒散”或是仅仅出于“家长建议”也够分量“兑现”。上报及时有功,可以“减圈”。这套法则威吓每个人,也要求每个人参与威吓,多数人都既成了受害者也成了帮凶。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里成为了现实。“盟友”(网戒中心学员之间的称呼)争先恐后地上报他人。点评课上举手是最常规的上报渠道。也可以私下举报给班委、家长、医护人员,或直接报告杨永信。

杨永信的第一个身份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第二个身份是网戒中心被下跪感恩最多的人,家长跪,孩子也跪,有的孩子抱着他的腿叫“杨爸爸”。第三个身份是“杨叔”,众人“信”的对象。每个家长入院前都要与没有合法身份的“家长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相信杨叔”。杨永信曾说,“家委会就是天,我们只是服务者。”事实上,“家委会”是杨永信的忠实追随者们的组织。2014年前后,一个女家长的《圣经》被没收,被告知在网戒中心只信“杨叔”。杨永信把“信他”和“孩子得救”直接关联,他常说,“配合杨叔的工作,不做任何对网戒中心、对杨叔不利的事情。那样你们才能得到一个崭新的孩子!”

55岁的杨永信满面慈爱,笑眯眯的神情中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柔和。“盟友”刘彬彬用被要求背诵的《弟子规》里的话形容他说,“怡无色,柔无声”。

点评课被杨永信认为是“打开网瘾患者心灵世界”的重要手段。一堂成功的课,按照他的说法,“在仇恨、敌视、排斥中开始,在泪水、拥抱、微笑中结束”。但对“盟友”们来说,课堂是互相举报的恐怖场所。父母举报孩子的动力大于一切。陈一鸣说,“你跟别人你可以进行一些谈判,一些交易,但是父母不存在。他送你来干吗了?老杨也告诉他,你要想改变他,那你就勇于揭发。”一些孩子的父母甚至大声央求,“加大电量电死他”。这句话在里面的氛围中约等于“我为你好”。

每一天,网戒中心大约按这样的日程运行:早晨心理点评大课,杨永信亲自授课,上报、被上报、点评以及“泪水、拥抱、微笑”;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上晚点评课。每周四“周总结”,十三号室开门使用。(注:不同时期日程有变动)电击时每人都会被问到的重点问题是,“你觉得这是治疗还是惩罚?”只要不是第一次,“盟友”们都懂得回答:“治疗”。

网戒中心对于“病”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杨永信曾说,“那个小仪器啊,包治百病。”2009年,卫生部曾下令叫停电刺激疗法,网戒中心将DA-Ⅱ电休克治疗仪更换为低频脉冲治疗仪。杨永信常在课堂上说,他腰椎不舒服,也会用那个小仪器来针灸一下,安全可信、有益健康。但有人控诉杨永信把针插入他们指甲盖与指头的缝隙中,使用4台机器同时治疗,把旋钮拧到最大频率,还宣称机器数量“没有上限”。

除了被认为有网瘾的少年,网戒中心治疗过的还有同性恋、晚婚的、吸毒的、打架的、自卑害羞的、自闭的、嗜酒的、早孕的、早恋的、家暴的、被父母认为“不正常”的、高考填志愿与父母意见不合的、被家长发现过于频繁打飞机的等等。也有不明就里的家长,接受采访的陶宇说,他父母当时误以为那里是亲子活动中心,带他去玩。“我以为会很好玩。”陶宇被“治疗”了。一个叫陈卓的自卑男孩也被“治疗”了。父母不满意他说话声音小,上报了他。从十三号室出来后,这个男孩每天都扯着嗓子说话,他的父母满意了。“杨永信说(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很有激情,有了激情就会改变,他们那口号叫做‘激情加速改变,信念打造完美’。”与男孩同期的“盟友”陈尧程说。

冯宵2014年8月入院,曾经担任过负责大点评课堂纪律的“总话筒”。他说,电击持续较长时,杨永信会轻松地说,“我眯一会儿”,就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像辛勤干活儿的人偷个闲,任机器劳作。在他身边的床上,孩子们的双手照例卷曲得“像蛋卷一样”,嘴巴里呜呜哀嚎。杨永信偶尔也会在这时候让孩子们给他捶捶背。这让冯宵感到自己很渺小,“他在看一只蚂蚁一样,随时都可以捏死你。”

“所有一切都是靠这个电击来维持。” 冯宵说。

网戒中心大楼,其中一扇窗户属于十三号室,每次治疗时,门窗紧闭,窗帘合上

不抵抗的抵抗组织

陈一鸣是2007年秋末的一个早晨被父母以“看心理医生”的名义骗进网戒中心的,4个月后成功离开,没有多留一天。如果说整件事是惨剧,像是无辜之人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那么“结盟”算是其中的光彩段落。时隔9年,在北京东五环外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陈一鸣。谈起这段往事,他兴致勃勃,眼光闪烁,语气快活。他曾成功地经营了一个隐秘的关系网——那个popping男孩的“互不举报”组织的谨慎翻版。

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后来结交的十来个《魔兽世界》玩家,会在最后呈现出一个隐蔽但有效的“联盟”的样子。这个关系网中,陈一鸣接上头的第一个人是王大宇,网戒中心内部机房的网管,管机房纪律,有权力在手。刚进来,每个人都会被告知要着手准备《我的蜕变》,算是网戒中心的“毕业论文”,讲述各自洗心革面的心路历程。《蜕变》以万字为计量单位,每周一次,在机房打,出院上交。王大宇因此交往众多。王大宇高大白净,善于说冠冕堂皇,“但有别的意思的话”。在同期“盟友”宋明远印象中,“每个人他都能开上一句玩笑话”。点评课上,每当他瞟到特别严肃、呈思考状的王大宇,总想笑,“挺能演的。”

当时陈一鸣17岁,“年轻人说话是没有什么人去听的。”王大宇23岁左右,爱笑、爱聊天,身边总有人围着,打招呼管用,像个领袖。陈一鸣由于亲近王大宇,在扩展联盟时便有了“筹码”。在王大宇的帮助下,他先后跟3个班委,加王大宇共5人确认了第一层同盟关系。

陈一鸣后来结交的十来个盟友都是《魔兽世界》的玩家。“你打魔兽,我也打魔兽,好像就签订了一个同盟一样的感觉。”人是一个一个试探出来的。在上厕所、洗衣服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他会漏点儿底,说两句游戏里的词,看看对方反应。“work work.”《魔兽争霸3》里的兽族苦工就是这么说话的。明白的人,会心一笑,要么回来接头,要么故作不理。

大室长是他用这种方法团结的第一个人,接着是纪律委员。为保万无一失,他和大室长俩人分头试探了纪律委员两回,通过。再下来是思品委员。每个联盟成员又各发展了二三个可信的人。联盟关系由此往下伸出细密分支。

有一个小孩不停试探他们,想加入,他拒绝了。他拧着眉头陷在回忆里,语速很慢,说那个人很忠诚、很老实、很善良,但“绝对不聪明”。聪明是充分必要条件。“他就是一只羊”,他带着说台词的戏剧感申明:“羊是不值得和大家一起同进同退的。”

互相试探就是互相“漏”,让双方都有对方的把柄。他试探过一个小孩,把自己的问题漏了不少给他——当然都是不足以让他再遭电击的鸡毛蒜皮——那个小孩展现出了足够的“忠诚”,没上报,但却一点都不暴露他自己的弱点。陈一鸣放弃了这个人。

掌握了班委就几乎掌握了所有上报情况。除了极个别“大案”直通班长或杨永信,其他消息一般都始于大小班委这一层级。班委有权限划掉名字,选择放谁一马,或者相反。有几回,“自己人”传消息给陈一鸣,说他的名字上去了,“罪名”是嬉笑打闹、过度活跃之类。“自己人”让他放心,名字已经从“周总结”名单上轻轻划掉了。

在别人视线不及时,递个眼神。挨着的时候,赶紧说上两句。谁被告发了、要小心谁、最近要搞谁,“联盟”的日常情报工作基本不出这三件事,来回传递。

为了巩固联盟“势力”,陈一鸣还成功地帮一个“自己人”竞选了大室长。晚间写日记时,他串宿舍,偷偷拉票。先装作不经意提一句,哎,过两天选大室长了。如果对方态度放松,就继续往下,“想好选谁了吗?”然后交换眼神。如果对方眼神也有问题,比如包含某种诉求,像是有话要说,就再往下——“选XX吧,都自己人,没事的。”票基本在手了。遇到一说就紧张了的,就打住。他遇到过一次反应巨大的,是他室友。刚抛出话头,对方立刻怼他说,“你在拉票,是吗?”他只好装无辜、装生气,“嗨,说个话都不能了。”聊到半数以上的票在手,朋友顺利当上大室长,自保实力又添一成。这帮人中4个大室长,有3个是他这么推上去的。

在陈一鸣他们折腾着抱团的时候,梦想着逃亡的“盟友”没有停止前赴后继。在操场自由活动时,一个20多岁的男生“噌”一声蹿了出去。回忆当时,陈一鸣嗤笑了一声,像残酷食物链中的低等动物俯视更低等的,“跑得还挺快。”

他跟“自己人”,一个纪律委员和一个大室长,迅速交换了眼神,大家都微妙地笑了。五分钟后,人被押了回来了,直接进了十三号室。

纪律委员是除班长外最有分量的职位,基本上“管一切”,值得拉拢。宋明远刚接任纪律委员时,陈一鸣曾试探过他。一次在厕所,陈一鸣跟人对话中漏出“work work”。宋明远走过去,停了一会儿,又折了回来。“你这不对,你这是游戏的。”陈一鸣一脸无辜,“我没有。”宋明远扭头走了,“给他留下点遐想空间”。隔天的点评课上宋明远数次作势要举报陈一鸣,到最后,他也没真站起来上报什么,但陈一鸣吓得够呛。宋明远在9年后回忆起来笑出了声,“是我自己个人的恶趣味。就是警告他一下。”

宋明远看出这人不老实,四处串。陈一鸣和他的伙伴们注重风险控制,总是两个两个挨在一块,原则上不违反禁止扎堆条例。搞小团体触及“高压线”,“没证据”,宋明远说,“不然早就把他给办了。”

陈一鸣总是强调,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什么。平时也不作死,只是确保自己不会被无故加圈,以致毫无准备下被点到名字、躺上十三号室的小黑床。

唯一一次接近于挑衅的行为是在元旦那天。之前举行了庆祝活动,氛围少见地轻松,很多人在照相。陈一鸣趁乱把这十来个人拢到一起,说,来,拍张合影。他还半开玩笑地推开了一个之前总想加入他们却被拒绝的小孩,“哎哎,不带你”。与自己真正的“盟友”倚在一起,陈一鸣开始觉得,真有点结成了个什么“联盟”的感觉。大家明目张胆,嘻嘻哈哈地拍了张合影。

电击本实录:一名曾入院的“盟友”偷偷带出来的心理导入本,记录着电击名单和具体名目,他们私下称其为“电击本”


电击本实录:“杨叔专场”意味着接受杨永信亲自“治疗”

一个干部的肖像

刚来俩礼拜,宋明远曾在机房里偷偷登了QQ空间。他想跟朋友留个言,解释自己的突然消失。刚登上去,“哎,宋明远,你怎么还登那个啊?”扔过来的话清晰响亮,整个屋子的人都看着他,他刷一下白了脸。举报的人是他平时自认关系不错的一个,平时见面还笑着打招呼。他明白这回跑不掉了。

十三号室里,他战战兢兢猫在角落,大气不敢喘,等待即将到来的“治疗”。念一个名字,列一下“罪状”,躺上去一个。电几轮,再叫下一个。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听到杨永信发话,“行,今天就到这儿吧。”难以置信的好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们把他忘了。

运气归运气,他也明白了“举报”不是玩笑,而是生存必须卷入日常斗争。与此同时,他一点点觉察出“当官”的好处。

普通盟友3人说话叫扎堆,班委七八个人在一起聊天,是“正常的工作交流”。吃药也有特权施展空间。被归为“被动盟友”(被网戒中心诊断为有精神问题)的,“红黄蓝绿的吃一大把”。其余人,跟三餐似的统一吃两种药,乐友牌盐酸帕罗西汀片和一舒牌盐酸丁螺环酮片。一个抗抑郁,一个治焦虑。室友、家长互相监督吞药。有几个班委一到吃药时间就出门,“去别的屋看看,看他们都吃药了没有”,或者直接拿药走了,说出去吃。宋明远认为,“他们一定没吃”。

更让他震惊的是之前某届班委的两次事件。一次是在厕所发现了避孕用品,后来查明是一男一女两个班委所为。另一次,家长抓到班委们在澡堂门口集体抽烟。事后当然是严惩,但居然有条件完成这样的事,宋明远内心震动。

后来他当上了话筒员,在点评课上给发言的人递话筒。权力离他尚有距离,但时任纪委点拨他:“我很看好你。”宋明远领悟到自己大有希望做接班人。对于有心提拔他的这位,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对方指示。他总结自己爬升经验:“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呢,再抱一个好的大腿就行了。”点拨他的班委是“好的大腿”。他一步一步按照规定的路径稳步上升,先后做了思品委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卫生委员。平步青云,直到当选班长。

“路线不同。”QQ上,陈一鸣敲出一行字回复我。“宋班长走的是上层路线。”他总是不直呼宋明远的名字,而是带点儿揶揄地称他“宋班长”。两条路线都成果斐然,陈一鸣只被电了三次,相比同期盟友,少之又少。而宋明远只被电过一次。

宋明远身材中等、微胖。穿着件防风外套,握一把黑色长柄伞。我见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控诉为主,希望我的工作对网瘾治疗的终止取得实际影响,但他比较平静。他声音稳重低沉,言简意赅,带着礼貌的微笑。聊起当时折腾的这些事,26岁的宋明远,用的是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年轻的时候,凡事吧,还是想着往前一顶”,“特别受不住别人那种诱惑。”

往上每爬一个台阶,宋明远的安全感也逐步巩固。加入小团体从不曾在他的考虑之内,“太危险。万一呢?”

时至今日,宋明远都认为,当选靠的是他良好的群众基础。尚无选举制度时,他就在做人缘,“真出什么事,不至于千夫所指”。担任思品委员时,他负责掌控每一个“盟友”的思想。尤其要稳住新人情绪。他的套路是,陈清利弊(“你看你做过治疗了”),劝人正视现实(“你不变得更好,你爸爸妈妈是不可能让你走的”),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把真心话藏在表面的劝告中,暗示别吃眼前亏。他认为自己付出了时间、精力以及一点点真心,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只要你一直来新的人,你对我的这种支持率就只会不断地上升。”全员投票选举,宋明远以超过半数的票当选新一届班长。

当选之后,宋明远一改前任“小甜甜”班长(因为处事柔和得名)的宽容作风,“稍微有侵略性一点”。即使班长也有隐忧,自杀、出逃这类高危行为如果在眼皮底下发生,他难逃其咎。他害怕出事,“争取就是踩着钢丝把这山就给过去了。”少数几次他睁一眼闭一眼,是些个女生,熄灯了还在外面晃,还没洗脸。很幸运,他任期内,没有异常,风平浪静。

宋明远赶上了好时候。冯宵没有。他身兼“总话筒”时,有个姓王的女孩屡次寻死。他和他的同僚们非常苦恼,女孩每策划一次自杀,他们就要进一次十三号室,承担“连带责任”。

两种生存路线之外,也有别的。一个因为过度“打飞机”被父母送去的男孩,自保方式是装低能。故意裤子只提一半,腰带松垮,领子凹在里面。“挑得都累了,你就不太去挑他毛病了。”宋明远说。很多人把他当做智力低下的人去包容。不过宋明远觉得这人在装,“那么多的卖黄片的、(发)这种小黄文的这种地方,我都找不到,你都能找到。” 另一个装低能儿的被他治了。前面那个听话,还能表现出对他这个班长的尊重,这人不行,嬉皮笑脸,抬着下巴看人。当然,治他也本是宋明远分内工作。列队的时候看他不行,加个圈。穿衣服邋遢,再加一个。有一周,他给那人画了几十个圈。班长一次最多可给人加5个圈,甚至有权限直接给人申请“治疗”。“后来就老实了,”宋明远笑着说,“很多时候权力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身为班长,不得不应付点场面上的事。虽然大多是十来岁的小孩,但也趋炎附势。外出活动时,争相嚷嚷,“班长我扛这个旗子行吗?”有个盟友总跟他提建议,“你多笑笑啊,班长。”他烦这些人,但还是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绷着脸才省力气,“更像一根木头,更像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很轻易就过去了”,但在群众的呼吁下,他需要展示微笑。

每天早晨,班长宋明远要跟杨永信一对一地汇报不安定因素。接下来的点评课上,杨永信也会参考他的汇报的内容选择点评某个典型“盟友”。比如,XX总忽悠家长回家,是什么心态?想好好表现的“盟友”(宋明远说包括他在内)会踊跃发言,瞄准靶子,说“他就是不想改变,他就是还想回去玩游戏”之类的话助力,掀起集体批判。

对于“盟友”来说,被点评等于成为众矢之的,令人背脊发凉。家长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能被“杨叔”在课堂上点一下,是特别关照,孩子会好得更快。讲课时,常有家长举手打断,“我家孩子也有这个问题,比这还严重。”杨永信也头疼,“我每天就上那一节课,这么多孩子,我不能每个人都点评啊。”

宋明远至今对杨永信笑容可掬的样子怀有恐惧,一看到他的视频和照片“就不行了”。当班长的日子里,面见这位最高负责人是他的每日必修课。杨永信极有魄力,坐在那说“好”、“知道了”这些话时,都能传达出威严的气场。宋明远必须表现出“很亲近他、很尊敬他的样子”。所有“盟友”都必须这样,见到杨时要像士兵见到首长一样,绷直身子喊,“杨叔好!”即便刚从十三号室的小黑床上下来,也要卯足力气喊,“谢谢杨叔!”就像客人感谢主人的丰盛招待一样。宋明远发现到后来不用特别刻意表现,每天都一个状态,时间久了,“这个面具可以戴着”。

当班长让他心里安定。按照网戒中心的对错逻辑,他安分守己,甚至做着贡献。加上日子太平,没什么寻死和逃跑的人,每天他都睡得很踏实。

当思品委员时,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批日记。在网戒中心,“盟友”要通过日记晾晒思想、悔过认罪。这也是“永信模式”独创的108个治疗环节之一。认罪的潜规则是“使劲往重里说”,孩子们在撰写的故事里称自己吸毒、贩毒甚至强迫少女卖淫、杀人。把自己描述得劣迹斑斑,凸显改造成果。家长震惊,杨永信宽慰,“你看你以前多危险啊”。杨永信曾让一个女孩公开晾晒自己的性交易细节,原理是直面过去才能获得重生。“像在听一个黄色小说似的”,徐浩当时15岁,坐在下面听得脸红脖子粗。比他还小三岁的谭小虎,紧闭着眼睛,喝了酒似的,“两个脸蛋一直红到脖子根”。女孩的父亲边听边哭,最后晕了过去。

宋明远当时最爱看一个姓武的“盟友”的日记。武当时十六七岁,狂恋一个女孩,家人摁不住他的疯劲儿,送了进来。武的日记里有大段大段胡言乱语般的相思独白。这人也拗,被点评了很多次,还写。“我就写,我就写,我喜欢我女朋友,他就往里面写。”日记看完宋明远得批复,写一些正确导向的话,比如“你们都年龄还小,应该正视自己,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开始他兴趣盎然,后来也腻了,“都一个套路,不想再听人讲故事。”他时常在点评课上放空,像一个完成了野心的闲人。身姿依然要端正,两脚分开60度,手按在双膝上,屁股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他想当时的女朋友,又想同学,他们是不是已经上大学去了?他自己留了一级。他们有没有到处找自己?脑补了些出去后女朋友对他痛哭流涕的温馨场景。但真实情况是女孩态度淡漠。

当班长可以不跟大伙儿一块睡觉。只要不擅自出去,整个医院他想去哪去哪。这逛逛,那逛逛,瞎聊两句。他想找女生们聊天,但家长盯着,不敢冒险。后来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聊聊聊,聊够了。”这边一吹哨,那边他就倒头睡下。

电击本实录:一位女盟友的自杀导致班委们因连带责任被集体“治疗”

出院

宋班长踏踏实实地在安全线上待着,甚至感到了空虚。那边,陈一鸣还在每天关注一线动态。谁被上报了,传消息,压下去。谁要动他们的人,搞他。他还制造了一些“打烟雾弹的关系”,看起来要好,其实一点都不,以迷惑他脑海中的敌人。

陈一鸣日日都在琢磨事情中睡去。每天临睡前,他都跟做功课似的,排查今天做了哪些事,会有什么危险,明天早晨名字上了名单怎么圆。

到现在,父母还老说他想太多,过于敏感。陈一鸣说,他活到现在——他28岁,却使用了走到人生尽头那种口吻——“事情沦落到看运气地步的时候很少”。说不清是这段经历激发了他,还是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总之,是危险喂养了我”。

一天的早点评课上,母亲的声音隔着一段距离,从话筒中传来。陈一鸣一阵哆嗦。无论是联盟还是别的什么,他总是有意避开母亲。“她看见了,肯定毫不犹豫地把我给捅出去。”他希望乖宝宝的面目一直能迷惑住母亲——“如果我愿意,我看起来还挺乖的。”

母亲控诉陈一鸣跟网管王大宇交往过密。他听了开头就没往下了,立刻思索怎么驳倒指控。他让自己尽量显示出问心无愧的样子,保持合适的微笑。

很少人能面对直接传达给杨永信的指控全身而退。罪名太多,很难无懈可击。杨的杀手锏是一个反问:既然你没有错,那你妈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诛心啊,你自己举证。自证自己清白。”你哑口无言时,杨永信会微笑着作出判决,“上去吧”。

陈一鸣理了一下当时的回应逻辑:我确实真心改造,跟谁、谁、谁都是在吸取经验。杨老师您觉得有必要去警醒一下,我可以理解,我支持你电我。至于我妈,我知道她是为我好。说到母亲这部分,他甚至勇敢地回过头跟她对视了一眼,“你好像有点太紧张了吧。”他乖巧地笑着说。回头的同时,也不忘迅速地跟自己人对了下眼神,意思是“保我”,有机会就帮他说话。

他母亲也犹豫了,口气软下来,“我就是怕他怎么怎么回事。”她笑了,很多家长也笑了。

总的来说,陈一鸣显得非常真诚、配合、理解母亲。最终,杨永信只给他象征性地加了几个圈。

下课之后,好些人过来拍拍他肩膀。“虚得要死啊。”他的腿不能抑制地发抖。他不怨恨母亲,觉得实属正常。“在那种时候”,他来回摇着头说,“不要想什么母子情啊什么之类的,不要讲了。”

3月份的时候,陈一鸣心里盘算着,该出院了。父母希望他能赶上艺术类高考最后一拨考试。临走前,杨永信又敲打了他一番,当众提溜起来,一顿发问,你觉得你改造好了吗?你觉得你完全没问题了吗?

“盟友”出院在当时必须满足6条标准,包括正确使用网络、善于表达亲情等等。2009年,网戒中心新出台了25条“精品”标准,满足条件出院的孩子被称赞为“精品”。“挽救孩子”叫做“打造精品”。

杨永信点起来的几个有两个是陈一鸣“自己人”,没说他坏话,貌似客观中正地说了几句好的。他母亲也心满意足,觉得儿子改造得可以。

“如果再出了问题,是他咎由自取。”杨永信最后发话。陈一鸣可以出院了。

出院前,陈一鸣的父亲按照不成文的规矩送了杨永信一面锦旗。后来,锦旗之外,一度还流行送纪念币,1000元一块。纪念币的塑料包装壳上有四个大字“功德无量”。徐浩因为锦旗还差点出事。要离院了,母亲让他自己写个锦旗。他写了个藏头诗,连起来是“ 杨 永 信 傻 ”,母亲发现了要上报,他好言相劝,重写了一面口吻真诚的才算了事。

出院并不是一切的终结。网戒中心有个口号,“只要你在这里挂上号,我们就会负责你一辈子!”这是很多已出院盟友的痛苦之源。但凡家长认为孩子退步了,随时可令其返院治疗,有时网戒中心出动家长“别动队”协助抓捕。“二偏”、“三偏”乃至“N偏”都有。欧阳俊博第三次返院时,为防止他反抗过激,母亲在他爱喝的营养快线里下了安眠药。

看着开了盖的饮料,他心生疑惑,没喝。晚饭后还是被四个成年人绑上了去临沂的出租车。再后来的一次,他从家中三楼一跃而下,折了脚踝。在医院里,他跟父母说,再送他过去,他会“想尽办法自杀”。父母退让了,他觉得因为他们看到了王松林的先例。这个跟他同期的男孩因为拒绝返院,跳楼身亡。

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一鸣看到路边的小面包车就绕着走,一听到父母接电话就神经紧张。“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他用指节敲着咖啡馆的桌子,试图让我这个从未经历这一切的人,领略其严重性,“都认为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死的。”

他需要在枕头下藏把刀才能睡。藏刀几乎是人人都会干的事。出院后的冯宵,不仅在枕头下放了弹簧刀、大针管,还在白天的时候把刀别在裤腰上。除非跟医院决裂,家长都会在医院压个几千块,作为后续治疗的费用。“再偏”返院的“盟友”胸前挂一块黑牌,上面分两纵行写:再偏 / 知耻。这些人往往会被纳入“开门就进”的程序,巩固治疗。2016年7月连夜被押送返院的陈尧程,胆儿小,从不爱冒险,但对这个程序的恐惧,让他跳了宾馆的窗台。他奔跑到巷子尽头,搭上一辆刚好驶来的公交车,马路对面的网戒中心渐行渐远。

陈一鸣令父母稍感安慰,他自觉收了心,考上了临沂本地一所大学的艺术专业。虽没有成功逃离该市,至少有了独立空间。他在家里不敢抽烟,到宿舍的第一天,父母刚走,他就把凳子反过来坐着,从中午开始,什么都没干,一根接一根,抽完了整整一包烟。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形容当时的快乐,“有点夸张,大概就是‘FREEDOM!’那种感觉……就感觉,突然飞起来了,自由了。”

楼下家长晾衣服,可见“盟友”军训服

宋班长尝试自杀

宋明远出院顺利,但不到一个月,又被送了回去。出院后,父亲每天站在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如同监视,这让他难受。一天傍晚,在一条新建的马路上,他们吵了起来。激烈的争执中,父亲把他放翻在地,腿压着他胸口,手摁住他的脖子。因为无法当场扭送返院,父亲最后放了手,气冲冲地回去了。更让他难受的是,第二天晚上放学时,父亲跟踪他,去了与他同行的同学家。父亲警告对方家长,说他们儿子把他儿子带坏了。

几天后,宋明远去超市买了刀片,怕有油,感染伤口,还仔细清洗了几遍。他并不真的想死。选定的地方是卫生间,白色地砖能让血迹突出,水渍会把血浆洇开,让事态看上去严重。动手前,他给母亲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永别了”之类的。他瞄准手腕上那条“跳”的血管,用力切了下去。血“啪嗒”一下就涌了出来。他心里想,这回“不成功则成仁”,放任血流开。

后来,母亲和二姨冲进来,把蹲在地上血流不止的宋明远送去了医院。母亲让步了,承诺再也不送他回去。但这件事没有动摇父亲的认知。他跟父亲从小关系淡漠,父亲除了动手揍他,基本“不闻不问”。他发现父亲有一个令人难受的行为模式——相信外人多过相信自己家人。别的家长告诉他,这种情况必须要返院巩固。宋明远再次回到了网戒中心。

母亲虽退让了,但仍跟父亲一样认定网戒中心是个好地方。如今,逢年过节,她总跟宋明远说,给谁谁家长发个短信问个好。他顶着不发。有时,她把儿子在网戒中心的照片在他床上铺开。宋明远明白这种暗示,“就是我现在表现不好,没有在那里边的时候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这钱白花了。”母亲希望他能懂事,主动提返院。

很多家长过于天真地期盼孩子能跟住院时一模一样好:按时早起、被子叠成豆腐块、吃饭前对父母鞠躬感恩……孩子若不能满足这种期待,他们就无比伤心、失望,只好让“杨叔”亲自管教。有一回在家,欧阳俊博上QQ打了几把“欢乐斗地主”,父亲生气地拿起电话向临沂报告,把他送回网戒中心,巩固加强。

冯宵是那位在医院看耳朵逃跑的。因为跟其他班委策划的集体逃亡走漏了风声,他没告诉任何人,把工作让人顶一下,跑了。他规划了复杂曲折的逃跑路线,成功避开追捕。其余班委在当天下午集体被治疗了。曾鹏是其中之一。他恨跑掉的不是自己,只能坐以待毙,手抖了一上午。没跑掉的班委们中午集体进了十三号室,出来时,“天都黑了”。回忆令曾鹏痛苦,“只能说太恐怖了,不是人能承受的。”

冯宵的母亲因儿子非正常离院自觉愧对“杨叔”。逼他给杨永信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感谢信,“杨叔是我人生中的路灯,我就像一个漂泊在海上的小船……” 威胁常在,他试过吃安眠药自杀,但药买错了,吞了二三十片,昏睡两天后自己爬了起来。他告诉父母他自杀了,他们不信,也不放在心上。

陈一鸣察觉出母亲的愧疚,她最近总参加一些如何教育孩子的讲座。“我妈那些年觉得很对不起我,我也不想恨他们,我说这事儿你也没办法,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误入歧途,监护人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以容错的态度,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还是予以强力驯化,以免铸成大错?网戒中心的家长选择了后者。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伤痕累累,备尝悲哀。最极端的案例中,一个母亲曾几次试图用煤气了断儿子的生命。一个承诺可以改造孩子,并且看起来效果惊人的网戒中心成了他们的选择。即使知道孩子被电,也有家长说,“那也比进监狱强。”

徐浩怨恨父母的选择。无论如何,被威吓地活着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最糟糕的体验。“误打误撞我们就这样被送到杨永信那儿了,全中国十来亿人,纵观我们这几千个小孩,真冤。”他的父母至今不懂得以一个成年人的方式尊重他。为了时时刻刻能监管他的行动,他们甚至拧断了他房间的门把手。

国庆假期,父母来北京跟陈一鸣住了几天。这让他重新修正了跟他们相处的极限时间——三四天,友好氛围到头了。大学时的一次争吵后,陈一鸣的父母才意识到这事给他们儿子留下了阴影。争吵爆发在他和母亲之间。陈一鸣压抑着愤怒,第一次把内心感受说了出来——“你们根本不知道给我留下多么恐怖的回忆”。母亲一脸震惊,接着陷入沉默。他父亲后来决定做一点善后工作——方式是背着他们的儿子,把他在临沂期间所有的东西,诊断书、病历卡、照片、日记本等等一把扔了。

陈一鸣再次感到感受被曲解了。“现在一声不吭,那就跟没有事儿似的,扔掉就扔掉了?”

家长委员会某位家长名牌

“不过一死而已”

“都是炒作,过阵儿就好了。”网戒中心楼下一个皮肤黝黑、带山东口音的男家长说。这是2016年9月底,网戒中心再次受到广泛、强烈的质疑,却依旧稳如泰山。他透露里面现在住着70来个孩子。上楼时,我被挡在一个灰色大门外。这个门在往日是敞开的。门上方正中有个很小的窗口,我踮脚朝里望去,看到的是好几个眼神狐疑的中年人聚在一起的脑袋,同样盯着我。他们把门开了个缝,一个女家长把脸从缝隙里露出来,“没床位了。”说完又迅速关上。无论问什么,得到的总是这句回答。后来几天,当我在楼下徘徊走动时,总有一两个中年男性远远地戒备地盯着。

另一天的清晨,正当一位岳姓家长对我语气真诚地赞美“心理点评课”效果时,杨永信在两位男性家长一前一后的护送下出现了。他看起来有180cm,穿着短袖白衬衫,头发一丝不乱。面部平静,直视前方,大步走来。我问他能不能回答几个问题。他看了我一眼,没什么表情,像是没听见,进了网戒中心的大楼。两位男性家长自动拦在门口。

杨永信曾在点评课上提到自己被攻击。一位匿名“盟友”接受媒体采访说,当时杨永信哭了。“他说我为了你们为了这件事,然后我现在自己受到威胁。”最后,教室里的160个家长和孩子跟他一起哭。

自2006年开办至今,网戒中心已运行逾10年,高峰期住着200来个亟待“挽救”的年轻人。10年来,凭着亲自创立的模式,他身心投入地工作,获得包括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内的众多嘉奖。他认为,孩子陷入网瘾,必然失去生存机会。“人最重要的是生存权,之后才是被保护权、发展权。”

出院不是结局而是开始。对有的人来说,是成长与和解的开始。宋明远现在北京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住在堂哥家里。跟他通话时,总能在背景杂音里听到小孩子高分贝的尖笑声。他看到哥哥一家三口“可亲可亲了”,难以想象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会在这种家庭上演。“我哥他以后得多恨他儿子,他儿子得做了什么事,才能往那种地方送?”

出来头一年,宋明远天天去贴吧骂, “想把跟这事儿有关的人都杀了,都炸了”,时间长了就淡了,没那么恨。他现在跟父母算不上亲密,但和平相处、客客气气的。前些天回家,他跟他妈妈聊,说有记者采访他,聊临沂的事。她问,说什么呢。宋明远怀疑母亲至今不知道电击的存在,他觉得也没必要解释。父母现在只期待他结婚、生子。他跟她说起当年这些孩子,有的到现在都不跟父母交流。带着欣慰的口气,他母亲说,“是啊,所以我就感觉你挺好的。”

杨永信声称10年间治愈了6000个网瘾少年,成功率超过90%。作为六千分之一的王大宇失踪了。他曾跟陈一鸣说,自己毕生的梦想是开网吧。但家里认为那是邪路。第一次出院后,他就跑了,“再偏”被抓回去过。再然后就失联了,7年来渺无音讯。

王大宇母亲以为陈一鸣跟她儿子还有联系,前些天想通过陈的母亲传话,口气明显软了下来。她不得不退了一大步,甚至承让了底线。如果她儿子愿意回来,她说,“家里可以考虑给他开个网吧”。

陈一鸣有时会想起这个乐观爱笑的朋友。他闷闷不乐时,王大宇会走过来拍拍他肩膀,用令人振奋的语气一本正经地说,“ 盟友!今天怎么了!我们应该努力改变,做一个‘精品’盟友!”他总被逗乐。

谈到王大宇的失踪,陈一鸣把头低了下去,“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他妈活着。”

在某著名高校读书的周睿还在网里挣扎。他回绝了我的采访,说自己“过的并不太好,苟且度日”。他因为梦想做电竞相关工作,被父母送了进去。如今已没了以前的水平,不能再关注电竞。网戒中心如何,他不想关心。“就算网戒中心关门,甚至是杨永信被起诉,又能怎样呢?” 至于杨永信和他家人再有抓他回去的一天,他写道,“不过一死而已。”

恨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

“盟友”们当中,邱杨的发展路径独一无二。他2007年入院戒网,如今作为一名点评师归来。陈一鸣是邱杨的同期“盟友”,当时觉得这人“不真实”,关系疏远。他记得邱杨母亲刚进来“整天哭天抹泪的”,而邱杨属于那种“很热心、很积极改变的那种”。

邱杨真诚感恩地称杨永信为“杨爸爸”、“再生父母”,后者每每听了都欣慰地露出笑容。“他是杨永信的坚定拥护者”,冯宵说。他入院时,邱杨已经是点评师。他记得邱杨微胖、高大、戴黑框眼镜,“很少表露感情”,“他上点评课就感觉跟念课本一样没有感情”。

刘彬彬把点评师邱杨顶撞杨永信又悔改的故事写进了日记。2015年12月底的一天,日记里记录,邱杨痛哭流涕地道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头换面”、“每一个细胞都是新的”。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邱杨目前只是点评,没有电击权限,但把名字写上心理导入本(即电击本)时毫不手软。有些连杨永信都不会直接电的名目,比如挑食,在他那也够进十三号室。冯宵说,“他真的是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也遭受过电击,他为什么现在变为一个加害者了?”

今年25岁的徐浩,按他自己的说法,“进去的时候没有网瘾,出来网瘾了”。他之前跳街舞、交白卷、不上学,出来后打起《魔兽世界》。一个赛季,他赚了二十万,给家里买房,交了首付。他在8年后依然怒火中烧,重度抑郁。头发白了一半、记性急速下降、恐惧挖耳勺之类的小金属件,疑心自己得了阿兹海默症,但不敢去查。这件事要算完,徐浩说,必须把他原本的好记性还回来,至于网戒中心,则必须关门,必须道歉,相关人等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陈尧程出院时把“心理导入本”偷带了出来。这个本子里有2014年8月21日开始的电击记录,每周一次,共60周。谁因为什么原因进十三号室都记录在册:“xx 开门就进”、“xx 杨叔点名”、“xx 住院很不安心 说撞死在暖气片上”…… 陈尧程曾是《英雄联盟》“电信一区王者”,在国服玩家中排进前200,他觉得自己可以走电竞职业道路,但父母摧毁了他的梦想。他目前被父亲严格管控,采访时频繁看表,他找了借口出门,但不能超过父亲规定的40分钟。从网戒中心附近宾馆跳窗逃跑后,他在外面飘荡了12天,最后跟父母签了个协议。协议规定,父母不再送他回去,而他不能再提电竞。他恨网戒中心,恨父母,更恨他们对网戒中心的维护。他寄希望于这个本子,作为少有的物证,有朝一日,告倒网戒中心。

一个临沂本地男孩,在微博上发了个长帖,描述了一个怀孕女孩被电击的故事,控诉杨永信。一个江苏男孩,一度打算买枪,“攻占临沂,攻打网戒中心”,他甚至问好了型号和价钱,计划攒钱。

2014年10月底出院后,冯宵致力于打击网戒中心的“正面宣传”,黑掉了网戒中心的几个贴吧。他让院方撤掉中心官网上他的照片,对方拒绝。家长们在贴吧“搞宣传”,歌功颂德,他看见了生气,“你不删我照片,那我就搞你贴吧”。他把之前的吧主一个个投诉下来,自己成了掌控者。任何人“搞宣传”,他就删帖、封号、拉黑。他冒充家长进了一个微信群,发现这些并不怎么懂网络的大人正忙乱地应对这场危机,保卫网戒中心。他们讨论去哪儿发帖,他就追过去删,删得比发的快,卓有成效。

他后来接到“威胁电话”,要求归还贴吧。他父亲也劝他,“还给他们”,他拒绝,至今掌控着贴吧。

趁看病逃走的他,曾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万念俱灰。以前的朋友因为他“从精神病院跑出来”都孤立他。当时的女朋友也跑了。“这种孤独感是很致命的,比电击对我的打击还要致命。”

2016年8月17日,临沂卫计委发布公告:网戒中心执业规范,欢迎监督。这是当地官方最新表态,一如既往地支持、肯定网戒中心。冯宵很沮丧,“恨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 他想告杨永信,父母不支持,报过警,警察不受理。他认为得自己比杨永信影响力更大的时候,才能扳倒网戒中心。他刚过20岁,仇恨一度是他的生存动力,“我要出人头地,我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不知道自己会执着多久。

冯宵现在在外留学,深夜电话里,他为“革命未竟”叹息不止,梦呓一般念叨着。很难说他的话是最年轻热血的还是最了无新意的,“(这次)有结果最好,没有结果就只能等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

网戒中心的108个治疗环节

为保护受访对象,文中陈一鸣、宋明远、冯宵、王大宇、陈尧程、刘彬彬、周睿、徐浩、陶宇、谭小虎为化名。

ONE实验室是一个致力于非虚构故事与报道工作的新创机构,为“ONE·一个”媒体群供稿。ONE实验室所发表作品均经事实核查。

作者/钱杨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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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er: 求邀请码1079623171@qq.com 查看原文 06月20日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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