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冬


过冬

冬天要吃甜的,软的,热乎的,黏黏的。第一好吃果饭,第二好吃糍粑。其实糍粑更好吃一些,不过因为果饭只有年三十晚上能吃到,以稀为贵,所以排在前头。
 
果饭在别的地方叫八宝饭,只在我们那里叫果饭,因为用的是果脯。世界上所有的果脯都是从北京来的,盒子上一概写着“北京果脯”四个红字。送果脯给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手递盒子,一手摸我的头:“好好读书,长大了考到北京去。”我坚定地说好,在长辈们的一片喜乐中接过盒子,暗下决心:去北京,做果脯。
 
果脯盒子是廉价硬纸做的,正面是透明玻璃纸,露出里面红的樱桃、绿的青梅、橙的杏干、黄的桃肉、棕的蜜枣,紫的葡萄干,白的冬瓜糖,花花绿绿,很哄小孩子喜欢。然而作为一个胆大心细的小孩,我并没有那么好哄,用不了多久就知道那些花花绿绿中看不中吃,真进了嘴总有莫名其妙的怪味道,干巴巴,不像零食,倒像塑料。尤其樱桃,看着最漂亮,凑近了一闻,一股眼镜店里烤镜框的煤油灯气味扑鼻而来。真正好吃的,只有冬瓜糖一样。
 
冬瓜糖有十二分的甜。果脯这东西,本身就是新鲜果肉加上白糖一起熬煮再烘干而成,有些高级的品种还要在外面再裹一层蜂蜜。糖里加蜜,蜜里调油,图的就是一个甜字。冬瓜肉质酥松,熬煮时吸收糖分堪比海绵吸水,烘干之后糖全部沉淀在瓜肉里,一口咬下去,甜到飞天。
 
然而做果脯的人并不知道冬瓜糖最好吃,所以一盒果脯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块。大人们又规定不到做果饭那天不准打开盒子,看得见,摸不着。好在世上最不怕困难的就是小孩,我捧着那只扁扁的盒子,就像捧着一只弹珠游戏机,往左偏偏,往右倒倒,轻轻甩,慢慢摇,经过不断努力,总有一块冬瓜糖会被晃到靠近角落的位置。赶紧找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用手指在玻璃纸上捅出一个小洞,小心翼翼地把冬瓜糖勾出来。只要足够轻巧,通常不会被大人发现。如是这般每日一块,不多久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到真正做果饭的那天,盒子里只剩下一小半果脯,别说冬瓜糖,就是其余种类,但凡略好吃一些的,也都找不见了。
 
“哎呀,怎么只剩这么点了?”乡下老保姆看看我:“是不是老鼠偷掉了?”
 
“嗯,老鼠偷掉了。”我肯定地点点头。
 
没有人继续追究老鼠的事。她把泡好的糯米筛出来,装到大海碗里满满一碗,拌上热猪油、熬好的糖水,喷香油亮。
 
“今年的果饭,哪个来摆花色呢?”她问。
 
“我我我!”尽管屋里只有我一个小孩,我还是十分着急,生怕这个差事被人抢走。
 
于是她又拿出一只空海碗,搬出一盘提前浸好的红枣、湘莲,和剩下那些果脯凑在一起,也能凑够摆图案要用的材料。图案并不直接摆在糯米上,而是摆在空碗的碗底。我摆得很认真,一面摆一面讲解创作意图:“这是一朵花”、“这是一个五角星”、“这是月亮”。摆好之后如果自己不满意,还要重新来一遍。
 
“再不下锅就来不及了!晚上要吃不上了!”母亲在厨房里喊。这句话宣告创作的结束,糖油糯米扣进铺了果脯的碗里,上锅蒸熟,要吃的时候再反扣进另一只碗。这么一来一回的两次倒扣,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一座香甜五彩的小山,果脯嵌在糯米里,像饭上开出来一朵花。南方人过年不吃饺子,果饭便是压轴戏,然而经过大鱼大肉的轮番轰炸,到果饭登场时小孩子已经没有多余的肚皮。老保姆用筷子扒下一小块给我:“乖呀,怎么也得吃一口。吃了这一口甜,才算正式过了年。”
 
糍粑是冬日里的另一样好东西,不甜,但香。吃糍粑的季节在生煤炉之后。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天冷之后要在屋里生一只煤炉。大单位有专门的藕煤厂,小小几间平房挤在院墙边的角落里,平时常年冷清,只有入冬之后才热闹起来。职工们推着借来的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藕煤运回家,一块一块码放在楼道、储藏室、阳台,像北方人码放越冬的大白菜。
 
我们的煤炉放在客厅。冬天夜里吃过晚饭,一家人围着炉子看电视,黑白电视机里放的不是《西游记》就是《红楼梦》。孙猴子嗖一下从水面上窜到半空中,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林妹妹柳眉微蹙,凤目含嗔,细嫩的手指滑过腮边,带着眼神往旁边一落,落进了多少人的心。我才几岁光景,觉得黛玉眉目修长,腮尖脸窄,和孙猴子也差不太多,称之为“女猴子”。无论男猴子还是女猴子,都能叫一家人盯着电视目不转睛。只有我对电视兴趣不大,被老保姆抱在膝盖上坐着,四下张望,眼睛随着炉子上银灰色的烟筒高高爬到天花板,转一个弯,又长长地通到窗户外面凉台上去。烟筒是入冬后一截截拼装起来的,开春时又要一截截拆下,有一年烟筒拆得晚,伸到窗外去的那一截管道里被雀鸟做了窝。母亲系着围裙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去看避风港里的新窝,两只沾满烟灰的手黑乎乎地插在腰间,为难道:“难怪这几天总是听见窗户底下鸟叫。这又怎么办?留到这一节不拆?”
 
想起这件不知猴年马月的事,坐在膝盖上发呆的我忽然认真起来:“烟筒里有麻雀窝。”
 
“哪里会有麻雀窝?”她专心致志盯着电视里的猴子。
 
“有的,在窗户外面,凉台那里。妈妈看见了。”
 
“妈妈天天烧藕煤,要是管子里有麻雀,熏熟了给你吃。”
 
“真的有,真的有,听见叫了。”
 
我着急地想从她身上扭下来,好爬上凳子指鸟窝给她看。但她只是把我抱得更紧,歪过脖子不让我挡住她看电视的视线:“乖呀,外面没得麻雀,麻雀不敢到阳台上来做窝。”
 
“来过的!”
 
“什么时候来过?从来没有的事呀。”
 
大人们如此笃定,令我对自己的记忆起了怀疑;大人们又如此敷衍,让我不肯善罢甘休。最后她们只好转移话题:“等下烤点糍粑。”
 
冻得冰凉的糍粑从阳台上拿进屋子里,小孩巴掌大小一只,圆圆的,扁扁的,硬邦邦,摸起来有一点粗糙的手感。老保姆用火钳把炉子捅旺,盖上厚重的黑铁炉盘,糍粑一只只在炉盘上摆成一圈。我便不再纠缠麻雀窝的事,大人们也得以继续看电视里的男猴子或者女猴子。炉盘上的糍粑兀自升温,冰冷生硬的一个冻砣子慢慢软下来,不一会儿工夫,朝上的一面渐渐鼓起,再鼓起,然后忽然裂开一道缝,滚烫的米香瞬间溢出,这时才发现里面早已软糯一片。用火钳夹起翻过来一看,贴着炉盘的那一面已被烫出了焦黄的纹路。大人把烤好的糍粑挪到一旁散热,我忙着把它们挨个吹凉,小心翼翼地摸来摸去。终于有一只不那么烫了,立刻捏起来捧在手心,两只手来来回回地倒腾。目睹这些铁石心肠的硬疙瘩变得温暖火热的过程,确是令人鼓舞的奇迹。
 
烤糍粑不加白糖、不用佐料,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口感质朴、香气淳厚,叫人欲罢不能。记忆中有一次电视里放《聊斋》,书生去寻小姐,发现小姐家的府第变成了破屋废园,惊惶之中,一尾白狐从柴门冲出。这情景把我吓了一跳,放声大哭,家人赶紧关了电视哄我。回想起来其实没什么可怖的镜头,不知怎的,吓得我糍粑都掉了。
 
糍粑要水养,平常放着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霉点,泡在清水中却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坏。湖南糍粑当中,湘西糍粑最大,吃的时候要用刀切,吃法也很多。除了火烤,还可以用醪糟水煮,或者油煎拌白糖,样样都好吃。然而糯米食不易消化,家人不准小孩子多吃,吃完一只,再要,就不给了。于是撅嘴生气,免不了扭来扭去一阵闹,叽里咕噜一顿哭,搅得大人看不成男猴子翻筋头女猴子葬花。老保姆叹一口气,将我打横抱在怀中,脑袋靠在她胸口:“乖呀,给你讲个儿歌。”
 
“不要讲儿歌。”
 
“这个儿歌好听的。月亮粑粑,里头坐个嗲嗲;嗲嗲出去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门绣花……”
 
“绣了一个糍粑!”
 
“哪里绣了糍粑,绣的是荷花呀。”
 
彼时我三五岁,她六十七八岁。每逢月底母亲给她发了薪水,我们两人坐在床上数钱,她总拿出一张簇新的十元放在一旁,说:“给乖仔留起,到北京读大学用。”我说:“好。”她又说:“去不去北京都可以,有没有出息都可以,只经常回来给我看看。”我说:“只有北京有果脯,其它地方没得。”她叹一口气:“北京远呀。”
 
逐年逐月,她回乡时间渐长,来家日子渐少,到我学龄上,终于趁我熟睡一去不复返。我大闹一场,非要下楼去追。于是也真的下楼去追了,一直追出院子,追到院门边的藕煤厂,亲见僻静的水泥路上空无一人。垂下眼睛不作声。这下信了?大人说。回去吧。大人说。虽然死了心,还是不甘愿,又在原地站许久,才默默低了头跟在大人后面回家去。这一路上便不再吵闹,惟愿余生里能做先行告别的人。
 
此后我们不再做果饭这样麻烦的食物,也不再包粽子、烤糍粑、晒萝卜、炒瓜子,好像她这一走,所有的年都过完了,童年也宣告结束。及至成年,江湖辗转,便如雪夜独行,风霜难免。好在那一炉明亮的火焰仍在心头,守着心口一点光,便不畏惧看似永无尽头的冬夜。
 
在她走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只在离开故乡前见过她一次。我定要去乡下寻她,父母想了许多办法才找到地址,一家人坐了很久的车辗转乡间。旧屋昏暗,檐下漏水,她坐在竹椅上,前面一片青翠禾田。
 
“娭毑,我要到北京去了啊,去读书。”
 
十年未见,她已逐渐失去记忆,不再知道北京是哪里,说:“吃了饭再走吧?”
 
她没有一个在世的亲人。自那次相见至今,又已十余年,情深缘浅,终于再无消息。

作者/康夫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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