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毕业季


最美好的毕业季

二十岁的时候,我大学三年级。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候的状态,就是“疲于奔命”。
三年级阶段的阿拉伯语的学习越来越辛苦,语法难度升级,也有越来越多的词汇和课文要背。
而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还担任着学生会的工作,兼任文艺部和宣传部的“要职”。此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也有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经由刘纯燕的邀约,我开始在央视主持节目。因为节目组的信任,每期节目的台本也交给我来写。节目是日播的,平日撰稿录影,有时还要出差去外地录制,作为学生兼职来说,强度是很大的。
那时我经常很晚才回到学校,同学们可能已经下了晚自习,甚至都已经睡了,而我只能先在学生会里将自己学生干部的事情都做完后,再回到宿舍开始背第二天上课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那个年代,学校是限制用电的,每晚要按时熄灯,所以回到宿舍后,我只能搬把椅子去水房学习。因为在整栋宿舍楼里,只有厕所和水房的灯是一整晚都通电不拉闸的。水房的灯为了节约用电都是声控灯,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咳嗽一声,或者轻轻地跺下地面,让灭了的灯再亮起来。多年之后回想起校园的学习生活,这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
冷静回想,那个时候的我还是要得太多了,什么都想做好,将自己置身在一个比较慌乱的状态里。这样的慌乱可能也是青春期的一种普遍状态,因为不是特别确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很多事情都处在一个努力尝试、努力要做好的阶段。当然这样的慌乱阶段也并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也许是一定要自己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才知道要如何选择。

如果可以有重返二十岁的机会,我会选择让生活更饱满有趣一些。比如,好好出去玩一玩,北京有那么多的博物馆,我应该去看看;我也许还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谈个恋爱;也可以多跟同学们在不错的天气里一起出游。
毕业那一年,我拥有了第一部手机,那部手机是我爸送我的毕业礼物。因为从大三开始有主持的酬劳,我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已经可以自理了,爸妈觉得我太省心了,就送了我这个手机。那是1997年,一部手机居然是爸爸几个月的工资,多可怕!
那时候手机还很少,大家打电话还都得去公用电话亭排队,很不方便,于是我就把手机拿给同学用,可想而知当时我人气爆棚的程度!哈,其实是因为疲于奔波的大学生活,如果不是同学们罩着我,根本没法想象我要怎么撑得下来,无以回报,手机当然要乖乖交出来啦!

而我就这样,在父母和周围人的各种关爱下,在匆忙和波折中,迎来了属于我的毕业季。
其实,毕业最美好的回忆,对于每一代人的记忆可能都差不多,忙着告别、拍照、散伙饭还有毕业晚会……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外的图书馆就在我们阿语楼的旁边,那里有一条全是树的路,我们穿着学士服,在那条路上跑来跑去,找地方拍照、合影。
宿舍里,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然后扛着大包小包离去。我因为是从学生宿舍楼搬到教师宿舍楼,所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的离开像蚂蚁搬家一样,每次带一点东西,渐渐地离开那个待了四年的宿舍。
那时候,我们还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挂历,在毕业前的一个月贴在门背后,宿舍里的成员每天轮流在上面写一段话。我们宿舍里的六个人,在那个挂历上记录下了最后一个月的心情:比如,“今天最后一天考口语,我好紧张。”“苗,今晚一起睡。”……可惜的是,后来这个挂历下落不明了,肯定没丢,可就是想不起来谁最后收的,收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一份记忆,就真的存在记忆里了。
也许青春就是这个样子,记住一些,忘掉一些,保留一些,丢掉一些,但所有最珍贵的,一直都会在心里。就像那个挂历,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但毕业那年的心情,却一直被放在心里随时够得到的地方。

三十岁的时候,毕业已经很多年,我还保留着之前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不爱讲心事。
记得有一年春节在北京过,娜娜他们几个朋友赖在我家,他们在谈心事,我靠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一个朋友指着我说,炅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交流。是的,其实我不会交流。我可以和大家一起K歌、一起看电影、一起玩乐,但是聊天我常常提不起精神来,我是真的不擅长讲自己的心情。
这可能跟大学的生活有关。虽然我和同学的关系很好,他们一直保护我、纵容我,但是回想起来我和他们实际交流相处的机会还是很少。我在央视做少儿节目的状态他们几乎是不了解的,我也不是那种主动将人生所有细节都要跟别人分享的人。我会参与宿舍的卧谈会,他们的话题我可以非常开心地参与,我也偶尔会讲一部分自己的事情,但也有不少事情没法和他们分享。在央视做节目时,节目组的同事对我也很关心照顾,但他们同样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部分。而和最亲近的父母,我们之间是什么都可以分享的。但远隔千里之外,通过电话或者偶尔的见面团聚,我也不会特别提起心事。我本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即使再累,我也不可能立刻打个电话跟妈妈讲我特别累,通常在妈妈问起我好不好的时候说一句“我很好”。
一直以来,确实一切都好。
我有那么多好的学习机会,也遇到很多给我机会的人,就算偶尔有一点小小的心事或者坏情绪,也是不足以给外人看的。在我的生活被分割成各种不同部分的大学生涯里,学校里是一个何炅,电视台里是一个何炅,父母面前又是一个何炅。我在尽力做好每一个我的同时,的确不知道可以跟谁来彻底分享我的内心。我那时固执地认为讲出来的心事和放在心里的时候已经变了样子,被别人听去又加上了他们的理解和观念,所谓“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后来听到这句歌词,觉得简直就是自己当时的观点写照。
所以,如果真说起想改变的,第一位倒不是那个疲于奔命的忙碌状态,而是很想有个能够随时倾诉的朋友。我希望自己从小到大所有发生和经历的事情他都知道,我并不需要他能够给我多少建议,而是希望他知道所有,所以他能懂,懂就已经是最好的反馈了。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朋友,只是那时的我没顾得上或者说是还不懂得彻底的分享吧!

四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拥有了一种能力——自我排毒。
我觉得这种能力很适合我,它让我不别扭、不纠结,也不会为难自己和身边的所有人。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试着很快地圆过去,不想麻烦别人来搭救我,因为很忙乱,也没有时间等别人来开解我,所以我就靠自己圆,或者用这件事的成绩圆那件事的压力。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解决问题,像拍《栀子花开》的时候,我试着表现出不像是第一次导演作品的灵活,尽量将很多突发状况迅速地圆过去。比如说有一场戏,剧本写的是四个女孩一起发生的一个场景,但是因为拍摄计划的改变,其中一个演员那天来不了,或者改天拍,或者说找个替身站位,改天再想办法补演员的特写,在认真思考了各种可能的利弊之后,我决定修改剧本,将这个女孩改成提前离开,剩下的三个女生完成这个情节,甚至围绕这个不在现场的女孩,加了有趣生动的调侃细节。就这样,这个让统筹挠头的困难顺利地圆过去了。
做导演,拍电影,这是一个要打上“何炅”这个名字的作品,我也是在圆一件事、圆一份胆量、圆一个作品。
不过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正如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从“正青春”的梦想热血到领悟出“来得及”的乐观哲学,理解其实在深化。而关乎讲心事,我的观念也随着内心的成长在转化。
现在的我慢慢地在学习说心事。可能真的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发现自己之前担心的误解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又或者是随着朋友的陪伴越来越深入,懂自己的人也越来越懂,更重要的是自己慢慢领悟了,说心事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懂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是一种交流、表达和抒发。心事不是说给别人听,是当着别人的面,说给自己听。
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成长的,我们也许会告别年少青葱,但不等于告别了成长。人一辈子都要保持着一个学习的状态,每一个小小的领悟,每一次愿望的达成,都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的成长过程。而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人生中一个最美好的毕业季。

 

何炅,主持人,导演。@何炅


作者/何炅 发表于:ONE·一个,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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