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坛猪油


Picture of workers at a hydroelectric plant in South America

一九五六年吧,我三十来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上头的两个是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六岁。老小是个丫头,三岁,还得抱在怀里。

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

老潘打小没爹没娘,他有个弟弟,也在河源。那时家里没值钱的东西,我把被褥、枕头、窗帘、桌椅、锅铲、水瓢、油灯通通给了他。猪被我贱卖了,做路费;房子呢,歪歪斜斜的两间泥屋,很难出手。我正急着,村头的霍大眼找上门来了。霍大眼是个屠夫,家里富裕,他跟我说,他想要这房子做屠宰场,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见我犹豫,他就说老潘待的大兴安岭他听人说过,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别的吃的,难见荤腥。他这一说,我活心了,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

那是个雪青色的坛子,上着釉,亮闪闪的。先不说里面盛的东西,单说外表,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见过的坛子,不是紫檀色的就是姜黄色的,乌秃秃的,敦实耐用,但不受看。这只坛子呢,天生就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身形也是美的。它有一尺来高,两拃来宽,肚子微微凸着,像是女人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它的勒口是明黄色的,就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的。我还没看坛子里的猪油,就对霍大眼说,我乐意用它换房子。

我掀开坛子的盖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只有新炼出的猪油才会有这么冲的香气啊。再看那油,它竟然灌满了坛子,不像我想的,只有多半坛。那一坛猪油少说也有二十斤啊。猪油雪白雪白的,细腻极了,但我还是怕霍大眼把好油注在上面,下面凝结的却是油渣。我找来一截高粱秆,想探个虚实。我把高粱秆插进猪油的时候,霍大眼在一旁叹着气。我插得很慢,高粱秆进入得很顺畅,一直到底,些微阻碍都没有,说明这油是没杂质的。我抽出高粱秆来的时候,霍大眼说,这坛猪油是新炼的,用了两头猪上好的板油,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个一勺两勺也不行,一定要自己留着,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他说我若给了不相识的人吃,等于糟践了他的心意。我答应着,搬起这坛猪油出了院子。

我领着仨孩子上路了。那时老大能帮着干活儿了,我就让他背着四只碗、一把筷子、五斤小米和一个铝皮闷罐。老二呢,我也没让他闲着,他提着两罐咸菜和一摞玉米饼子。我编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篓,把我和孩子的衣服放在下面,然后让老三坐在上面,这样我等于背了衣服又背了孩子。我怀中抱着的,就是那个猪油坛子。

那是七月,正是雨季。临出发时,老潘的弟弟送了我一把油纸伞。我把它插在柳条篓里。老三在篓子里待得没意思时,就把它当甘蔗,啃个不停。

我们先是坐了两个钟头的马车,从河源到了林光火车站。在那儿等了三个钟头,天傍黑时,才上了开往嫩江的火车。那时往北边去的都是烧煤的小火车,它就像一头刚从泥里打完滚儿的毛驴,灰秃秃的。小火车都是两人座的,车上的人不多。别的旅客看我拖儿带女的,这个帮我卸背篓,那个帮我把孩子手中的东西接过来。还没等我们安顿好呢,火车就像打了个摆子似的,咣当咣当地开了。它这一打摆子不要紧,把站在过道上的老二给晃倒了,他的头磕在坐席角上,立时就青了,疼得哇哇大哭。我一想直后怕,万一老二磕的是眼睛,瞎了眼,我哪还有脸去见老潘哪。

我把猪油坛子放在了茶桌下面。一到火车要靠近站台时,就赶紧猫腰护着,怕它像老二一样被晃倒了。

带着仨孩子出门真不容易啊。一会儿这个说饿了,一会儿那个说要拉屎撒尿,一会儿另一个又说冷了。我是一会儿找吃的,一会儿领着他们上厕所,一会儿又翻衣服。天黑以后,车厢里的灯就暗了,小东西们折腾累了,老大斜倚着车窗,老二躺在坐席上,老三在我怀中,都睡了。我不敢睡,怕迷糊过去后,丢了东西和孩子。熬了一宿,天亮时,我们到了嫩江。

按照老潘信上说的,我找到了长途客运站。往黑河去的大客车三天一趟,票贵不说,我们来得不凑巧,刚走了一辆,等下趟要两天呢。我怕住店费钱,就买了便宜的大板汽车票,当天下午就上路了。

什么叫大板汽车呢?就是敞篷汽车,车厢体的四周是八十厘米左右高的木板,看上去像是猪圈的围栏。车上坐了三十来人,都是去黑河的。车上铺着干草,人都坐在草上。车头是好位置,稳,行路时不觉得特别颠,人家见我带着仨孩子,就让我坐在车头。我怕猪油坛子被颠碎,就把它夹在腿间。我用胳膊抱着孩子,用腿勾着坛子,引起了别人的笑声。有一个男人小声跟他身边的女人嘀咕:这女人一定是想男人了,把坛子都夹在裤裆里了。我白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赶紧夸那只坛子好看。

坐敞篷车最怕的不是毒日头,而是雨。一下雨,大家就得把一块大苫布打开,撑在头顶,聚堆儿避雨。雷阵雨不要紧,哗啦哗啦下个十分八分也就住了,要是赶上大雨,就遭殃了。路会翻浆,不能前行,就得停靠在中途的客栈。

我们离开嫩江时天还好好的,走了两个来钟头后,天就阴了。路面坑坑洼洼的,司机开得又猛,颠得我骨头都疼了,好多人都嚷着肠子要被蹾折了。乌云越积越厚,接着空中电闪雷鸣的,没等我们把苫布扯开,雨点就噼里啪啦落下来了。我在车头,又要撑苫布又要顾孩子的,早把猪油坛子丢在一边了。那时只嫌自己长的手少,要是多出一双手来多好啊。雨越下越大,车越开越慢,苫布哗哗响着,感觉不是雨珠打在上面,而是一条河从天上流下来了。苫布下的人挤靠在一起,才叫热闹呢。这个女人嫌她背后的男人顶着了她的屁股,那个女人又嫌挨着她的老头儿口臭,抱怨声没消停过。不光是女人多嘴多舌,家禽也这样。有个人带了一笼鸡,还有个人用麻袋装着两只猪羔。鸡在窄小的笼子中缩着脖子咯咯叫,猪把麻袋拱得团团转。老大看猪羔把麻袋快拱到猪油坛子旁边了,就伸脚踹了一下。猪羔的主人生气了,他骂老大:它是猪,不懂事,你也是猪啊?老大小小年纪,但嘴巴厉害,顶起人来头头是道。他说:它不是人,不懂事;你是人,怎么也不懂事?苫布下的人都被老大的话给逗笑了。

傍晚的时候,汽车终于在老鸹岭客栈停了下来。尽管挡着苫布,但雨实在太大了,我蹲在苫布边上,衣服的后背都被雨潲湿了。我抱着坛子走进客栈时,店主一眼就相中它了。他问我,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古董啊?我说这不过是只猪油坛子。他嘴里啧啧叫着,在坛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他老婆看了生气了,说,你看它细发,摸个没完了?店主说,坛子又不是女人的屁股,有什么不能摸的?店主问我,它值多少钱,连油带坛子卖给我行吗?我说自己用两间泥屋换来了这坛猪油,我喜欢,不卖。店主冲我翻眼白,他老婆却给了我一个媚眼。

我们在老鸹岭等天放晴,一停就是三天。那时的客栈都是光板铺,上下两层,每层铺能躺二十几人。一般是男人住上铺,女人和孩子住下铺。人多,被子不够使,就两个人用一条。为了省点儿钱,我和孩子不吃客栈的饭,吃自己带来的玉米饼子和咸菜。下雨天凉,我怕孩子们受寒会闹病,就借用他们的灶房,用带来的闷罐和小米熬粥。我一进灶房,店主就和我纠缠,要买那只猪油坛子,说是多给我钱,不让他老婆知道。我讨厌和老婆隔心的男人,就说你就是给我座金山,也不换这个坛子!店主生了气了,他要收我煮粥的柴火费。我说你觉得那点儿钱拿在手上不烫手,就收吧!他冲我大叫:你这种死心眼儿的女人拿在手上才烫手呢!

在客栈里,人睡在铺上,东西什么的都得堆在地上。当然,能放在睡人的屋子的东西都是死物。活物呢,像旅客带来的猪羔和鸡,都放在马房里。但凡开客栈的,没有不养马的。小孩子们喜欢在马房玩儿。离开老鸹岭的前一天,我去马房找老二和老小,在那儿给马喂食的店主指着他的几匹马说,说吧,你相中了哪个,我让你牵走!我问,你怎么非要这个坛子不可呀?店主说,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样,看了让人忘不了!咱没福分娶好女人,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个惦记的!谁想这话被他老婆听到了呢。马房的地上铺着干草,所以谁也没听见她进来了。这女人真是刚烈啊,她一句话没说,一头朝拴马的柱子撞去,当时就昏了,额角裂了道口子,鲜血一股一股地流出来,把玩儿捉老鼠游戏的孩子们都吓坏了。

这天晚上,雨停了,月亮出来了。第二天早晨,鸡还没叫,司机就吆喝我们上路了。当我抱着猪油坛子上汽车时,看见店主的老婆站在车旁。她受伤的额头上贴着一块药布,脸是灰的。她见了我叫了一声妹子,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让我留下那个坛子!她说这一夜想明白了,要是一个男人身边活物死物都不让他喜欢,这男人就等于活在阴天里,她不想看她男人以后天天阴沉着脸。说完,她哭了。我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时,司机把店主找来了。店主听说他老婆下跪是为了给他要坛子时,受感动了。他把老婆拉起来,说,下了三天雨,地上潮气大,你有关节炎,要是跪犯了病,自己遭罪不是?你要是想跪,晚上就跪我的肚子上,那儿热乎。他那话,把围观的人都逗笑了。店主对我说,好看的东西都是惹祸精,咱不要那个玩意儿了,你快抱着走吧。他嘴上这么说,可他看坛子的眼神还是留恋的。

我们离开老鸹岭客栈时,太阳冒红了,店主搀着他老婆回屋了。我的眼睛湿了,觉得这个坛子没白用房子来换,真是宝物啊。大家看着他们夫妻和睦了,都跟着高兴。男人打口哨,女人哼着歌。鸟儿也跟着凑热闹,空中传来阵阵欢快的叫声。有人说,现在客栈没旅客了,店主一定是一进屋就脱了裤子,让他老婆上来跪肚皮啦!大家哈哈笑。我家老二问,肚皮那么软,能跪住人吗?一个黄胡子男人说,男人身上有根绳,用它拴女人,一拴一个灵,跪得住,跪得住!大家笑得更厉害了。老二凡事爱刨根问底,他问,那根绳在哪儿?快告诉我呀。

我们笑了一路。傍晌午时,车停在潮安河,我们到一家小店简单吃了点儿东西,接着赶路。太阳落时,到了黑河。

黑河是我今生到过的最大的城市啦,黑龙江就打城边流过。城里有高楼,有光溜溜的马路,有吉普车。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多,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富裕的。一些女人穿着裙子,露着腿,看得出这个地方挺开放的。客运站就在码头边,车还没停下来,我就望见了码头上的客船和货船。

往上游漠河去的船每星期有两趟,一趟大船,一趟小船。那儿的人管大船叫大龙客,小船叫小龙客。我们到的当天上午,小龙客刚走,大龙客要两天后才开。我乐意在黑河耽搁两天,想着这次到了老潘那里,一头扎进大山里,指不定哪年哪月再出来呢,我得给脑子里攒点儿好风景,空落时好有个念想啊。买了船票后,我就领着孩子逛商店,买了二十尺蓝色斜纹布、五尺平纹花布,想着过年时给孩子们做新衣。黑河的对岸就是苏联,有家商店有苏联围巾卖,我看着花色和质地都好,又不贵,给自己买了一块。除了这些,我还买了几条肥皂和几包蜡烛,把手里的钱基本花光了。上船时,兜里只剩六块钱啦。不过那时的钱真顶用呀,我们娘儿几个在船上吃一顿饭,一块钱就够了。

大龙客比小龙客慢,又是逆水走,该是一天到的路,走了两天。坐船比坐敞篷汽车要舒服多了,稳当,又风凉。白天时,我领着孩子站在船尾看山水,看江鸥,也看船上的厨子捕鱼。那时的鱼真旺呀,撒下一片网,隔半个钟头起网,起码能弄到一脸盆鱼。孩子们玩儿得高兴,到了下船时,个个都舍不得。

我们下船的地方叫开库康,有人把它念白了,就成了开裤裆。老潘所在的小岔河经营所,离开库康还有五十多里呢。一下船,就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走上来问我,是潘大嫂吧?我说是啊。他说,我叫崔大林,潘所长让我来接你,我等了一个星期了。我对他说,这一路出来不顺当,在老鸹岭遇雨耽搁了三天,在黑河等大龙客又耽搁了两天。小伙子说,我还想呢,要是这趟船再等不来你们,我就回林场了。崔大林接过我怀中的猪油坛子,说,潘大嫂,你可真能耐,领着仨孩子,又倒火车又换船的,还捧着个坛子!

这崔大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机灵,会说话。他说他是林场的通讯员。

我跟在崔大林身后去客店的时候,心里想,老潘当了所长了,看来在这里干得不错呀。可他在信上一个字也没透露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事坏事都不爱跟女人说。

大龙客在开库康停了二十分钟,接着走了,它还有三站到终点呢。我们在开库康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了。

崔大林准备了一副担子,挑着两个箩筐。他让老二坐在前筐,说是男孩子皮实,不怕日头。老小坐在后筐,说是有他的身影做着阴凉,老小在后筐就不会觉得太晒。他还把我们带来的东西分装在两个箩筐里。他挑着担子在前,我和老大跟在后面。我把猪油坛子放在背篓里,背在肩上,比抱在怀中要得劲儿多了。

要是轻手利脚地走五十里路,也得多半天,何况我们挑担背篓的,走的又是林间小路呢。崔大林虽然有力气,但他每挑个半小时左右,也要停下来喘口气。歇着时,老大爱问,还有多远?崔大林总是说,快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那时山上的树真多啊,水桶那么粗的落叶松和碗口粗的白桦树随处可见。林子中的鸟儿也多,啾啾地叫得怪好听。渴了,我们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吃上一把从开库康客店买的炒米。林子里的野花也多,老小坐在后筐里,时不时伸出手揪上一朵,不管是红百合、白芍药还是紫菊花,只管往嘴里填。我怕有些不认识的花会药着她,只让她吃百合花。大概她嘴里有了花香的缘故吧,蝴蝶和蜜蜂爱往她嘴丫飞,她哇哇叫着,挥着小手赶它们。要说林中什么东西最厌烦人?那就是蚊子、瞎蠓和小咬。它们都是爱喝人血的家伙。我们走着路的,它们难下口,坐在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可就遭殃了,到了中午,我发现老二的左眼皮让瞎蠓给咬肿了,他看上去一只眼大,一只眼小。老小呢,她的脖子和胳膊让蚊子叮了好多处,起了一片红点儿。我心疼坏了,心里忍不住埋怨老潘,他也不想着我领着仨孩子一路有多辛苦,只打发个人来,真心狠啊。想着到了那里后,一定不和他睡一个被窝,晾着他。

我们拖拖拉拉走到下午,忽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崔大林放下担子对我说,这一定是打猎的鄂伦春人。果然,一忽的工夫,就见一匹棕红色的马从林子中蹿出,马上是一个挎着猎枪穿着布袍子的鄂伦春人。他见了我们,跳下马,问崔大林我们要去哪里。崔大林说去小岔河经营所。鄂伦春人说他可以用马送我们过去。我让崔大林卸了担子,把箩筐吊在马上,但崔大林说他不累,非让我和老大骑马。老大胆子小,不肯骑。我也没骑过马,但看着马还算温顺,再说我累得不行了,看见马跟见了救星似的,就背着猪油坛子壮着胆上马了。刚上去时晃悠了几下,走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开始时鄂伦春人帮我牵着马,后来他看我骑得稳,就去抢崔大林的担子,说是换换肩,让他歇一歇。鄂伦春人的心眼儿真是好使啊。

山中的路坑坑洼洼的,走这样的路,再有经验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在马上自在了一个多钟头后,我们经过一片裸露着青石的柳树丛。没想到马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它一侧歪,我从马上掉了下来。我倒是没怎么伤着,就是胳膊肘和膝盖破了点儿皮,可是那个猪油坛子可怜见的,摔碎了。一想到坛子抱了一路,快到地方却出了事了,我哭了。心疼白花花的猪油,更心疼那个漂亮的坛子,早知如此,还不如把它留在老鸹岭客栈呢。崔大林见我哭,就安慰我,说是把坛子的碎瓷拨拉开,猪油还是能吃的。他把能盛油的东西都拿来了,闷罐,碗,一把一把地往里划拉猪油。这些器物满了后,我把老潘弟弟送的油纸伞打开,把余下的猪油收进伞里。好端端的猪油沾上了草,一些蚂蚁在里面钻来钻去,我那心啊,别提有多难过了!但我凡事能看得开,想着这个坛子太美了,所以命薄,碎就碎吧。

我说什么也不敢骑马了。鄂伦春人觉得过意不去,他对老大说,他可以抱着他一同骑在马上,老大吓得连连说,我走得动。鄂伦春人要把坐着老二和老小的箩筐吊在马上时,他们也都哇哇叫,不愿意。他们一定是怕像我一样被颠下来。结果这匹马最后驮着的只是散装在背篓中的猪油。怕它们互相磕碰着,鄂伦春人捋了几把青草,把它们掖在闷罐、碗和半开的油纸伞之间。每走半个小时,他就去换崔大林,帮他挑会儿担子。

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把太阳走落了,把月亮走升起来了,把野兔走回窝了,把眼睛锃亮的猫头鹰走出来了。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小岔河经营所。那时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已经睡过去了。老潘见了我,还有心思开玩笑,说是有两个牛郎帮我挑担子,福气不小啊。

那时经营所的房子只有七八栋,有三十来个工人,其中七八个是带家属的,比我早到不了多少日子。我们住的房子是板夹泥的,很旧,老潘说那还是伪满金矿局留下的呢。我说,那我得留神点儿,说不定哪天挖地,挖出块狗头金呢!

鄂伦春人把我们送到后,骑着马走了。我嫌老潘没留他过夜。老潘说,他们睡不惯屋子,喜欢住在林子里,你留他,他也不会答应的。

我折腾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安顿好孩子后,我烫了个脚,上了炕。快两年没见老潘,我有一肚子的委屈。猪油坛子碎了时,想着晚上给他点儿颜色看,可一见着人,就刚强不起来了,看他哪里都亲,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

只一两天的时间,小岔河的孩子们就熟悉起来了。老潘说年底时还要上一批工人,到时组织上会派来一个教师,那时老大就有学上了。不然他这种年龄不上学,在大山里就耽搁了。

我把猪油从闷罐、碗和伞中用勺子刮到一个脸盆里,用它做菜。那时小岔河开垦出的土地不多,再加上菜籽不全,男人们只种了豆角和土豆。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女人就找了一个在山中游猎的鄂伦春人,让他教我们认野菜。采了水芹菜、山葱、老桑芹后,我们就掉着样地给男人们做菜,把他们吃得天天叫好,上山伐木时更有力气了。野菜用猪油烹调最对路了,野菜吃油啊。有时吃着吃着,会在菜里发现蚂蚁,那是猪油洒了时,蚂蚁趁乱溜进去的。它们贪了口福不假,小命却是搭上了。老潘夹着蚂蚁时,也不挑出,说是蚂蚁浸了一身的油,扔了可惜,连同它一起吃了。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我怀上了。兴许是吃猪油的缘故,这胎儿特别显怀,秋天蘑菇下来的时候,谁都看出我有了。男人们就拿老潘开玩笑,说,潘大嫂才来两个来月,你的种子就发芽了,本事大啊。老潘笑着说,都是猪油里的蚂蚁搞的,那东西长力气啊!

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那时的雪真大啊,一场连着一场。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都成了黑的了。男人们采伐,女人也不能闲着,除了带孩子做饭,还得上山拉烧柴。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我们就锯下来,把它劈成片,用来引火。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填上水,熬油。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可以用来点灯。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好闻极了。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要是在南方,麦苗都青了,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黑龙江也封冻着呢。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碰到大毛病,就傻眼了,到时就得套上爬犁,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

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在那种地方,人说扔就扔了。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不该怕了,可是胎儿太大了,疼得我满炕打滚,就是生不下来。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如果去开库康,快马也得三个钟头,何况我上不了马。这时崔大林说,要不就送江对岸吧,苏联那里的医院好。

那个年月,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比如洛古河、马伦、鸥浦,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比如加林达、乌苏蒙。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苏联那边有岗哨,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就会让我们入境。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列巴村”,列巴就是“面包”的意思。苏联人喜欢吃列巴,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省却了渡船的麻烦。我们一越边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没谁会说俄语,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然后摇摇头,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那家医院虽小,但设施全。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胡子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先是给我打了一针,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他快十斤重了,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老潘一看母子平安,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由于出来匆忙,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老潘有块手表,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老潘满身翻,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钱是人民币,给他也不能使,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医生指了指我,摆摆手,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由于开了刀,当天不能返回,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还帮我们喂马。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蓝地红花,怪好看的。临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我亲了女护士,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

回到小岔河林场后,老潘就去了开库康,辞他的所长去了。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越了边界,不配做所长了。但组织上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没处分他。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地回来了,买了二斤喜糖,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苏生”,小名呢,就叫蚂蚁。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

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了。宽额和浓眉随老潘,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眼睛呢,既不随我,也不随老潘,不大不小,黑亮极了,老潘说随蚂蚁,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都爱叫他的小名。

蚂蚁四岁时,崔大林结婚了。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叫程英,扬州人。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她长得才俊呢,杨柳细腰,俏眉俏眼的,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在肩后一荡一荡的,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有三个人追求她,一个是开库康小学的老师,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还有就是崔大林了。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

在当地,结婚前夜有“压床”的习俗。所谓“压床”,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倌睡上一夜。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就让他去压床。一般四岁的孩子,离不开父母的怀儿,可我们跟蚂蚁说,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蚂蚁还问,我是睡崔叔叔呢,还是睡程阿姨?把我和老潘笑得哇,说,你要是睡了程阿姨,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了!

蚂蚁没压好床,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哼唷了一宿。到了天明,这才消停了。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好了,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

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场了。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支上锅灶,女人们七碟八碗地做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咂着喜糖做游戏,一直闹腾到晚上。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

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的戒指。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是那种没有一点儿杂质的透亮的绿,醉人的绿!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个个看得“啧啧”叫,羡慕得不得了。有人说它值一栋好房子,有人说它值一车皮红松,有人说它值五匹好马,还有人说它值一千丈布。只要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好东西,都被打上比方了。从那以后,我们见到的程英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她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们都说那字被映得一闪一闪的。冬天时,她戒指上的那点儿绿看了让人动心,好像她的指尖上藏着春天。

孩子们在小岔河一天天长大了,林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岔河学校又增加了一名男教师,是个单身,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

说来也怪,程英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她的身体看上去挺好,不像是不能生养的,有人就嘀咕崔大林有毛病。有一年春节,他们俩回程英的娘家探亲,回来时带来了大包小包的中药。从那以后,崔大林家就老是飘出汤药味。我们猜那是治疗不孕症的药。至于是谁吃,我们猜不出来,也不便问。

山中的日子说慢很慢,说快也很快。好像是一忽的工夫,我的鬓角就白了,老潘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尽管生了蚂蚁后我又怀上了两回,但没一个能站住脚。头一个三个月时就流产了,第二个倒是生下来了,是个女孩,才四斤多,我没奶水,只得喂她羊奶。她弱得三天两头就病,三岁时,一场高烧要了她的命。从那后,我就跟老潘说,咱也是奔五十的人了,有四个孩子了,再不要了。老潘说,不生也够本了,咱最后那一笔多带劲儿啊!那一笔当然指的是他心爱的蚂蚁。

“文革”前,老大参加工作了,在小岔河林场当木材检尺员。老二喜欢上学,我们就让他在开库康上中学。老姑娘在小岔河上小学,她一拿课本就迷糊,脑瓜不灵便,程英说别的孩子记一个生字三五分钟就够了,她呢,一天也学不会一个字,都五年级了,没有一篇课文能读连贯。不过她手工活儿巧,会钩窗帘,织毛衣,还能裁剪衣裳,我想女孩子会这些就不愁嫁人了。最让人省心的是蚂蚁,他功课好,又勤快,还仁义。学校冬天得生炉子,他那个教室的炉子,都是他烧的。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去烧炉子了。等到上课时,教室就暖和了。

“文革”开始了,中苏关系也紧张了。因为我在苏联的列巴村生的蚂蚁,旧账新算,非说老潘是苏修特务,说老潘当年签的字是卖国的证明。他的经营所所长给撤了,人被揪斗到开库康,在船站打杂。崔大林也跟着倒霉了,被发配到开库康粮库看场。后来是老潘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当年是他主张送老婆去苏联的,而且字也是他签的,跟崔大林没丝毫关系,让他还是留在小岔河,说是崔大林在开库康,跟老婆分居,耽误下种。人家都知道崔大林没有孩子的事情,就把他放回小岔河了。不过他不能坐办公室了,跟工人一样上山伐木了。

可是崔大林回到小岔河没多久,程英就死了。

要了程英命的,是那只绿宝石金戒指。

自打程英结婚后,那戒指就没离过手。她教书时戴着,挑水时戴着,到江边洗衣服时还戴着。也许是一直没有孩子的缘故,程英后来脸色不如从前了,人也瘦了。有一天,程英去江边洗衣服,回来后发现戒指丢了。人一瘦,手指自然也跟着瘦了,再加上肥皂沫的使坏,戒指一定是秃噜到江中了。小岔河的人都帮着程英去找戒指,人们在程英洗衣服的那一段江面撒开了人,浅水处用笊篱捞,深水处由水性好的潜进去搜寻,折腾了两天,也没找着。

程英没了戒指后,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看人时眼神发飘,你在路上碰见她,跟她打招呼,她就像没听见似的。她给学生上课,也是讲着讲着就卡了壳。她原来是个利索人,衣服从没褶子,裤线总是压得笔直的,辫子编得很匀称。可从戒指丢了后,她等于失去了护身符,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牙齿缝塞着菜叶也不知剔出来。从她的表现看,人们暗地都说,当年她嫁给崔大林,确实图的是财,而不是人。

有天晚上,程英没有回来。崔大林把小岔河找遍了,也不见人。四天后,在黑龙江下游一个叫“烂鱼坑”的地方发现了她。尸首荡在岸边的柳树丛里,已经腐烂了。人们都说,程英要么是去江中找戒指时让急流卷走了,要么就是自杀。没了心爱的东西,她就活不起了。

我想起蚂蚁当年去崔大林那儿压床时害肚子疼的事情,看来童子是有灵光的,他们的婚床没给那对新人带来好运。

崔大林从此后腰就弯了,整天耷拉着脑袋,跟谁也不说话了。不到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儿了。他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汤药味飘出来了。

崔大林没了老婆,再加上他因为老潘受了牵连,我很过意不去。蚂蚁在家时,我常打发他去帮崔大林干点儿活儿,劈个柴啦,扫个院啦,挑个水啦。有时候做了好吃的,就送给他一碗。小岔河的人也可怜他,常有人往他家送菜和干粮。

蚂蚁那时已经大了,他知道爸爸因为他而遭殃了,很不开心。他开始逃学,也不给学校生炉子了。有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红缨枪,步行几十里,去开库康看他爸爸。说是谁若敢在他爸身上动武,他就用刺刀挑了他!他十四岁时就有一米七了,体重一百多斤,胡子也长了出来,像个大小伙子了。开库康的人没有不知道蚂蚁的,他去到那里,总是雄赳赳的模样。就连批斗老潘的人都说,你这辈子值了,有这么个好儿子!

蚂蚁不上学后,冬天就上山伐木;夏天呢,他跟着人去黑龙江上放排,把木材从水上由小岔河运送到黑河的码头。每放一次排,总要十天八天的时间。放排是个危险的活儿,蚂蚁一跟着上排,我就睡不着觉,想着黑龙江上有许多急流险滩,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好?所以蚂蚁放排时,我总要请把头喝一次酒,托付他照应好蚂蚁。木排上的把头又称“看水的”,掌管棹,棹相当于船桨,起舵的作用。放排是否平安,取决于掌棹人的手艺。看水的把头都喜欢蚂蚁,说是他一上了排,一路风平浪静。他是福星。一般的木排有一百多米长,三十多米宽,排上能装二百多立方米的木材。一个排上放排的人总要有七八人,排上有锅灶和窝棚,可以在上面做饭和睡觉。把头说,蚂蚁最喜欢站在排上往江里撒尿,说是畅快。赶上月亮好的夜晚,他们在排上喝酒,蚂蚁就说快板书。他说书的内容是自编的,全是英雄美人的故事,放排的人都爱听。

一九七四年吧,蚂蚁虚岁十八了。好多人都给他介绍对象,可蚂蚁说大丈夫四海为家,娶了女人累赘。这年夏天,他又去放排了。这次放排改变了蚂蚁的命运。

从小岔河往黑河去的水路上,要经过一个叫金山的地方。金山的对岸,是苏联的一个小镇。一般来说,放排是昼行夜宿的,就是说每天晚上要找一个地方“停排”,第二天早晨再“开排”。金山那段水路石砬子多,赶上那天风大,看水的把头在停排时掌握不住棹了,木排打着旋儿,顺着风势,一直往苏联那边飘,一忽的工夫,就撞到人家的岸上了。那时苏联在黑龙江上增加了防御,常有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巡逻艇在江上窜来窜去。木排一靠那岸,江兔子就追过来了,苏联士兵端着枪下来,哇啦哇啦地冲放排的人叫嚷。语言不通,把头就指着天,意思是说老天爷把我们吹来的,我们并没想越界。蚂蚁鼓着腮帮子,呜呜呜地学大风叫,把苏联士兵都逗笑了。那时正是傍晚,小镇的人家都在忙活晚饭,烤列巴的香味飘了过来。把头说,岸边有几个织鱼网的姑娘,其中一个姑娘穿着蓝色布拉吉,金黄色的头发,梳着一条独辫,水汪汪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鹅蛋形脸,嘴唇像是刚吃完红豆,又丰满又鲜艳。她不看别人,专盯着蚂蚁。把头知道苏联人喜欢喝酒,就把木排上的几瓶烧酒拿来,送给他们。他们呢,吩咐岸边的姑娘进镇子拿来了酸黄瓜和列巴。苏联士兵和放排的人围坐在岸边,一起吃喝。那个姑娘呢,就站在蚂蚁身后,一会儿帮他掰面包,一会儿帮他添酒。蚂蚁也喜欢她,看她一眼脸就红一阵。吃喝完了,天黑了,风住了,月亮升起来了,把头预备把木排摆回金山岸边了。那个姑娘看蚂蚁上了排,眼泪汪汪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勺,送给他。木勺的把儿是金色的,勺面呢,是金色的地儿,上面描画着两片红叶,六颗红豆。蚂蚁接了木勺后,把它插在心窝那儿。

这次放排回来后,蚂蚁就不是从前的蚂蚁了。他常常一个人拿着木勺,坐在院子里发呆。他每天要去一次江边,名义是捕鱼呀、洗澡呀、刷鞋呀,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为了看看对岸。

有一天,蚂蚁用网挂上来一条足有十多斤重的红肚皮的细鳞鱼。那鱼被提回家时,还摇头摆尾着。我想做个酱汁鱼,装上一罐,去开库康看看老潘。刮完鱼鳞,用刀剖膛时,我发现这鱼的鱼肚异常地大。大鱼的鱼肚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我划开鱼肚,一缕绿光射了出来,那里面竟然包裹着一只戒指!取出后一看,竟然是程英丢失的那一只,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怕是自己眼花了,喊来蚂蚁,他看了一眼就说,是程老师戴的戒指啊!我们把它放在水盆中,用肥皂洗了又洗,将附着在上面的鱼油和江草洗掉,它鲜亮得就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看一眼就让人怦怦心跳。我想这条鱼要是早打上来就好了,那样程英就不会死了。这也说明,戒指确实是在她洗衣裳时滑落到江水中的。我和蚂蚁赶紧用块手绢包了戒指去崔大林家,想把它还了。谁知崔大林见了戒指后看了一眼就哭了,说,这是命啊,命啊,我不能要这戒指了。我以为他想起程英伤心,就说,你现在看着难受,就把它锁在柜子里。你下半辈子又不能一个人这么过下去,碰到合适的还得找一个,晚上吹灯后好有个说话的人。崔大林抓着我的手,哭得像个泪人,说,潘大嫂,这戒指命该是你的,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它要是再回到我家,我非死了不可!我说,这东西这么金贵,不是我的,我不能要。崔大林竟然给我跪下了,求我救救他,留下戒指。我见他那样,就说,那就给蚂蚁吧,鱼是他打上来的,等于他捡着的,这戒指留着他将来娶媳妇用。蚂蚁将崔大林从地上拉起来,干脆地说,我喜欢它,我要!就把戒指取过来,揣在兜里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崔大林心中的秘密,只当他没了旧人,怕见旧物了。

我把那条细鳞鱼用油煎透,放了一碗黄酱,慢火煨了三个钟头,鱼骨都酥了,盛了满满一罐,搭了一辆拖拉机,去开库康了。那时从小岔河到开库康已经修了简易公路,走起来方便多了,两个钟头就到了。船站的人对老潘很好,并不让他干重活儿,我去了,还让他休息一天,陪我逛逛供销社。我跟老潘说了戒指藏在鱼肚中的事情,老潘说,听上去像是神话,只有蚂蚁才能把吞了绿宝石戒指的鱼打上来啊!

我怎么能够想到,等我从开库康返回小岔河时,蚂蚁走了。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开库康的组织的,说是他爸爸因为他生在苏联而成了苏修特务,现在他离开中国了,跟家里永久断了联系,应该把他爸爸放回小岔河了。一封是给他哥哥姐姐的,说是他不孝,请他们好好待父母,为我们养老送终。还有一封是写给我和老潘的,说是他此去,永不回来了,请我们不要难过,要保重身体。在我们那封信的下面,他还画了一个磕头的男孩,说是每年除夕,只要他活着,不管在哪里,他都会冲着小岔河的方向,给我们磕头拜年的。

蚂蚁带走了那只戒指和那把描画着红豆的木勺。我明白,他这是游到对岸去了。老潘是条硬汉,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但蚂蚁的走,让他痛不欲生,以后只要谁一提起这个话题,他就掉泪。我也是心如刀绞,但为了老潘,只得挺住,我劝他,在哪里生的孩子,最后还得把他还到哪里,这是命啊。

我们没敢把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只是说蚂蚁失踪了,不知去哪里了。不然,老潘等于有了一个叛国投敌的儿子,罪更大了。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怕蚂蚁突然被遣返回来。没有遣返的消息时,我们又担心他偷渡时淹死了,所以一听说黑龙江的哪个江段发现了尸首时,我们就打哆嗦,直到确认那人不是蚂蚁时,才会舒口气。到了冬天封江时,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

“文革”结束了,老潘回到小岔河。那时经营所已经扩展成林场,上头派来了一个场长,让老潘做副场长,他谢绝了。他说自己快六十的人了,又得了风湿病,没能力做事情了。我明白,蚂蚁的离去,等于把他油灯中的灯芯抽去了,他的心里没有多少亮儿了。

一九八九年,老潘死了。他活了七十岁,也算喜丧了。离世前,他对我说,真是馋你当年来小岔河时带来的猪油啊。我知道他是想蚂蚁了,就拿来蚂蚁留给我们的那封信。他眼睛盯着那个磕头的男孩,笑了笑,撒手去了。

在老潘的葬礼上,崔大林把折磨了他半生的秘密告诉了我。他说那个戒指确实是我的,当年他从开库康接我来小岔河的路上,猪油坛子碎了,他在帮我往碗里划拉猪油时,发现了一只绿宝石戒指。他一时贪财,把它窃为己有。开始时他不敢把它拿出来,以为那是我藏到里面的,后来套问过我几次,知道那坛猪油是用房子换来的,戒指的事我一无所知,他就敢拿出来了。程英能跟他,确实是因为这只戒指。他其实心里清楚,程英更喜欢那个追求她的技术员。婚后,他一看到这只戒指,腿就发软,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他央求过程英,不让她戴那玩意儿,可她不答应,他们为此没少吵嘴。我问崔大林,你为什么要等到老潘死了才告诉我?他说,老潘是条汉子,他要是知道了,他看我的眼神就能把我给杀了啊。

我这才明白,当年霍大眼为什么嘱咐我不要让别人吃那坛猪油,看来他要送我那只戒指,他暗中是喜欢我的。老潘的弟弟刚好从河源老家赶来奔丧,我就向他打听霍大眼的情况。他说,霍大眼得了脑溢血,死了六七年了!他活着时,一见老潘的弟弟,就向他打听,你哥哥嫂子来信了吗,他们在那里过得好吗?老潘的弟弟说,有一回他告诉霍大眼,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叫蚂蚁,霍大眼说了句,比叫臭虫好啊,气呼呼地走了。霍大眼的老婆是个泼妇,两口子别扭了一生。霍大眼病危时,他老婆正在鞋店试一双黑皮鞋。别人唤她快回家,她不急不慌地对店主说,给我换双红鞋吧,他死了,我得避邪,省得老王八蛋的鬼魂回来缠我。

咳,可惜我知道这戒指的来历晚了一步。要是老潘在,我可以跟他显摆显摆:瞧瞧啊,也有别的男人喜欢我啊。不过以老潘的脾性,他听了后肯定会哈哈大笑着说,一个眼睛长得跟牛眼似的屠夫喜欢你,有什么臭美的?

老潘死后的第二年,崔大林也死了。我仍然活着,儿孙满堂。我这一生,最忘不了的,就是从河源来小岔河那一路的风雨。我的命运,与那坛猪油是分不开的。夏日的傍晚,我常常会走到黑龙江畔,看看界江。在两岸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儿,叫声是那么地好听。有一种鸟会发出“苏生——苏生——”的叫声,那时我便会抬起头来。我眼花了,看不清鸟儿的影子,但鸟儿身后的天空,我还看得挺分明呢。


迟子建 发表于:每日一文,原文传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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